1796年正月，紫禁城里举行了庄严的内禅仪式，颙琰陪同乾隆到奉先殿等处行了礼，又在太和殿接过了乾隆亲授的宝玺。这样，他正式进入了皇帝的角色，年号嘉庆。然而，在登基后的最初几年，嘉庆根本谈不到有何作为。因为太上皇乾隆仍贪恋君临天下的权势，宣称自己健康状况依然很好，每天都是勤勉不倦地处理政事。所以继续把握着朝廷中的一切军政大权，各项用人理政的措施都要由他决断。直到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89岁高龄的乾隆一命归天，嘉庆至此才开始亲政，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

嘉庆从乾隆手中继承的，不但有君临天下的权势，还有夕阳西下、悲风不息的动荡时局。乾隆朝是清王朝盛衰的转折点。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乾隆在他统治的前期励精图治，使清朝的统治达到了强盛的顶点，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耕地、人口有了显著增长。乾隆中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78亿多亩，超过了明末耕地的最高数字，比顺治时期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到乾隆末期，全国人口也急剧增加到3亿左右。在政治上，乾隆前期多次蠲免赋税，革除苛政，打击朝廷朋党，惩治不法官吏，一度出现了奋发有为的局面。但是，从乾隆中期开始，大清的国势走上了下坡路。

首先，吏治陷入了腐败的泥淖。乾隆陶醉于所谓的盛世景象之中，志满意骄，自以为是，对一些切责时弊、指陈自己过失的意见总是十分反感。一班朝廷大员为了迎合乾隆的虚骄之心，刻意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乾隆的心腹重臣和珅，任军机大臣24年，深得乾隆的倚重。他凭借手中的权柄，在朝野上下结党营私，横行不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时的官吏若想得到肥缺、尽快升迁，都要巴结和珅，向他送纳重贿。和珅贪财嗜货，多方搜刮，聚敛了惊人的财富。由此上至朝廷，下到地方，贪赃枉法的风气十分盛行。乾隆为此曾诛戮了一批贪官污吏，其中包括不少督抚大员，但他并没有采取多少彻底的措施，因而逃避了法网的贪官污吏大有人在。官场上依然充斥着一片乌烟瘴气。

其次，土地兼并严重。土地兼并始于康熙中叶，到了乾隆后期，土地集中的现象已经极为严重。有人指出当时的状况是：占有土地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余十分之八九的人，不是沦为佃户，就是变成乞丐或流民。官僚地主占有着大量土地。如直隶怀柔的大地主郝氏，家有上等良田1万多顷，军机大臣和珅占田8000顷，甚至连他的奴仆也有人占田达600多顷。广大的贫苦百姓则多是没有立锥之地。失去土地的贫苦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朝不保夕。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二月的一个夜晚，北京城就有8000多乞丐冻死在街头，其惨象令人触目惊心。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生活与贫苦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乾隆皇帝喜欢炫耀，他先后6次南巡，又曾5次巡幸五台山，5次告祭曲阜，7次东谒祖陵，两次巡游天津再加上连年用兵，耗资无数，劳民伤财。在皇家婚丧寿庆的仪式和众多的园林工程中，乾隆更是大肆铺陈，尽情挥霍。清初的社会风俗崇尚俭朴，官僚地主们的穿着多用土布、黄麻制成，冬天穿皮衣的人也不多见。到了乾隆末期，社会风气由俭入奢，变化极大。官僚、地主、商人各阶层无不沉浸在奢华的氛围中。在繁华的扬州城里，富商大贾们竞相挥霍，耗费巨资营建私宅，添置歌童舞女，平时总是华衣美食，炫耀浮嚣。统治阶级的纸醉金迷和贫苦百姓的备受煎熬，预示着社会的衰败和动荡。

第三，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在官僚、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社会矛盾激化了，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乾隆中叶之后，先后爆发了山东王伦起义、甘肃少数民族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湘黔苗民起义等规模较大的武装斗争。下层人民各种方式的反抗斗争如澎湃汹涌的波涛，强烈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使它日益走向衰亡。

上述情况表明，摆在嘉庆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要扭转衰败的政局、中兴国家大业的担子相当沉重。为了扭转衰败的政局，嘉庆皇帝以铲除和珅打响了亲政的第一炮。早在亲政以前，嘉庆已经洞悉和珅的奸佞贪婪，只是自己手中无权，无法对他采取行动。

乾隆的去世给当时的政局带来了转机。在乾隆去世后的第二天，和珅就被嘉庆撤除了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的职务，遭到了软禁。御史王念孙等人此时纷纷出来揭发和珅的罪行，要求皇上将其严加惩办。他们的想法正对了嘉庆的胃口，在半月之内，嘉庆宣布了和珅的20条罪状，将他逮进了大狱，随后又下令将他赐死。和珅的一班亲信，如福长安、苏凌阿、吴省兰等人，也分别被定罪降黜。

和珅被逮捕下狱后，他的家产被嘉庆下令抄没入官。和砷在他当权的20多年里，巧取豪夺，广蓄家私。他被抄没的家产共有109处，约有83处没有估价，仅算其中已估价的26处，价值就达22亿两白银。后来有人估计，和珅的整个家产可折合白银8亿两之多。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约7000万两白银，和珅一人的家产就相当于朝廷10余年的总收入，真是十分惊人。嘉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和珅，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许。人们在灰暗已久的现实中见到了一线曙光。

二、整顿吏治倡导节俭

嘉庆皇帝看到他父亲乾隆皇帝只倚重和珅一人，偏听偏信，犯下许多错误，注意从中吸取教训，意识到要扭转衰败的政局，单靠自己个人的智慧是不够的。为君者应该做到耳聪目明，集思广益，广泛听取臣子们的意见。于是他颁布谕旨，要求九卿科道官员中担负着进言职责的，对于用人行政方面有什么看法、建议，都要奏闻上来。为了鼓励臣子们敢于直言，嘉庆做了保证，表示自己不会轻易对进言者加罪。他说：“我既然提倡直言，若再对直言者加罪论处，那岂不是有意陷害臣子吗”前内阁学士尹壮图、前御史曹锡宝当年分别因上疏指责和珅及其亲信的丑行而遭到贬斥。嘉庆在亲政后马上出面为尹、曹平冤昭雪，对他们的举动褒扬了一番。不久，陕西贡生何泰上书向嘉庆指出，应该黜奢崇俭，扭转日益趋于奢靡的社会风气。嘉庆表示赞同，特地赏赐了何泰2匹缎子。

长期以来，腐败堕落的吏治犹如附在病体上的毒疽，蠹国害民，为患匪浅。能否使吏治改观，也将是嘉庆能否扭转政局的一个关键。在整顿吏治方面，嘉庆下了不少功夫。他曾专门撰写了义利辨、勤政爱民论等文章，颁示给群臣。他认为，百姓之所以敢于揭竿起事，大多是由于贪官污吏对百姓敲骨吸髓，为非作歹，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有鉴于此，嘉庆在亲政之后对贪官采取了接连不断的惩治措施。湖北襄阳道员胡齐仑，在任期间经管湖北的军需供应，肆意侵蚀挥霍，亏空银两20多万，嘉庆断然将胡判处了极刑。嘉庆四年公元1809年，在一年的时间里，嘉庆就亲自过问处理了四五起大的贪污案件。江苏淮安府的知县王伸汉，谎报县里户口，侵吞大量赈灾银两，并毒死了要揭发其罪行的查赈官员李毓昌，然后又勾结知府王毂，狼狈为奸，掩饰劣迹。此案暴露后，王伸汉、王毂都被处死，两江总督铁保被革职流戍。这一年，总管内务大臣广兴、巡漕御史英纶因涉不法先后被嘉庆处以绞刑。工部书吏王书常，造假印、写假条，从户部冒领了数十万两白银，案发后被处死，有关大员禄康、费淳等人也遭到降黜。嘉庆坚持这样的原则：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言必宜用。一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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