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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全传 李雪慧 2448 字 2023-09-30

年公元1795年,乾隆帝要禅位给嘉亲王颙琰,这使和珅吃了一惊。他极力劝阻说:“内禅的大礼,前史上虽有所闻,但也并没有多少荣誉。现在皇上精神矍铄,身体康健,再过上一二十年禅位不迟。皇上多在位一日,百姓也多感戴一天,我等奴才也愿皇上永远庇护。”话说得面面俱到,十分恳切。以前,和珅怎么说,乾隆帝便怎么行,但这次却坚执不从。乾隆帝对他说:“我这次决心已定,不用再多说了。我和你有缘分,所以能这样长久相处。如果换别的人,恐怕就不许你这样了。以后你检点一些为好。”在乾隆帝当太上皇的4年间,嘉庆未处治和珅。等乾隆帝一死,嘉庆帝立即将和珅抄家,和珅被赐死,被抄家产达8亿多两白银,包括嘉庆帝在内,朝野上下无不吃惊。所以当时流行一句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乾隆帝在这时也搞文字狱,但他更多的是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一系列笼络的政策。其中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编书。一是开“三通馆”,编纂了大型的典志书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二是开“四库全书馆”,历时15年,编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集中了当时大批名流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有纪昀、于敏中、王念孙等。四库全书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保存下来许多有价值的典籍。后人在利用这套大型图书时,自然会联想到乾隆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但是,乾隆帝也正是在编这套图书的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和销毁。

据记载,经他批准销毁的书籍将近3000余种,67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全书相当。像顾炎武、黄宗羲、黄道周、张煌言等人的著作都在违禁之列。

乾隆帝把大批著名文人集中到京师,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来往密切。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经康熙、雍正两朝的编纂,乾隆初年已基本完成。在刊印时,乾隆帝常亲自校勘。明史馆的人员便故意在明显处错写几字,待乾隆帝去改正。乾隆帝也为自己校出错字而高兴。但是,经他一过目,就成为“钦定”,其中有些故意写错的字未被校正过来,只好将错就错。现在明史清宫刻本常有错字,原因就在这里。

乾隆通过编书一方面密切了与知识分子的往来,笼络了一批知名文人,另一方面又使他们穷经皓首,整日埋头于古纸堆中,无暇顾及政治,从而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乾隆帝在位的60年间,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有数端功绩可述,况且其在位时间之长古来罕见,他对此十分得意。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他70岁高龄,自称“古稀老人”,并镌刻了“古稀天子之宝”。又因五世同居,所以又刻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乾隆五十年,为庆祝自己御极50周年,特在宫廷举办“千叟宴”,特邀请朝野1000名年过古稀的人入宴,以粉饰升平。当他80岁高龄时,又镌刻了“八徵耄念之宝”。他自称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自己的年岁之高,在位时间之长,为自古以来所未有。到乾隆末年,中国人口达到了3亿多,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未有。乾隆帝感到,这正是在他统治下中国进入了太平盛世的表现。

乾隆六十年,有一天乾隆帝把诸王大臣召入内廷,说自己准备把皇位传给太子,自己称太上皇。各位大臣极力劝阻。乾隆帝执意不允,为此专颁谕旨,说明自己决心要禅位的原因:“我25岁即位,当时曾对天发誓,如能在位60年,就将传位给嗣子,不敢与皇祖61年的在位年数相同。现在初愿已偿,怎么还敢再生奢望呢现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命他嗣位。我自应随时训政,不劳你等忧虑。”遂确定明年为嘉庆元年,命礼部制定禅位大典。因内禅为创例,清代未实行过,礼部只有参酌古制,定得冠冕堂皇,乾隆帝立批照行。

嘉庆元年的第一天举行内禅大典,乾隆帝在太和殿亲自将御玺授予嘉庆帝。诸臣先恭贺太上皇乾隆帝后,太上皇还宫。嘉庆帝遂登帝位,接受众臣朝贺,颁行太上皇传位诏书,普免全国钱粮,并下诏大赦。

乾隆帝退位后称太上皇4年。嘉庆帝每遇有军国重事,都要亲到内廷请乾隆帝裁决。当时,由于社会矛盾激化,以湖北、四川为中心,爆发了全国性的白莲教大起义。乾隆帝留下来的实际上是一个掏空了的烂摊子。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乾隆帝寿终正寝,享年89岁。谥“纯皇帝”,庙号“高宗”。

第三百五十九章仁宗爱新觉罗颙琰

一、内禅继位惩处和珅

颙琰是清高宗乾隆的第15个儿子。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十月初六日,颙琰诞生在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他长得高鼻梁,宽面颊,貌相俊秀。由于生活在富贵的帝王之家,他具有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自幼便受到了严格的贵族教育,举止端庄凝重,为人内向多思,因此很得乾隆器重。

颙琰是在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33年立为皇储的。乾隆按照雍正时定下的规矩,将颙琰的名字写在诏书上,然后把诏书密封起来,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乾隆皇帝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身体又非常健康。一晃20年过去了,颙琰仍呆在皇储的位置上。在这期间,他被封为嘉亲王,逐步由弱冠少年越过了青年时代而步入了中年。乾隆六十年,垂垂老矣的乾隆皇帝决定举行内禅让出帝位,自己退为太上皇,这种帝位传接方式在清朝历史上是惟一的一次,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也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