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清廉、勤勉称职的官员得到破格提拔重用，其中四川南充知县刘清就是受到嘉庆青睐的一位。嘉庆在审讯被俘的白莲教起义军首领王三槐时，得知刘清居官很得人心，百姓称之为“刘青天”。在对刘清考察了一番之后，嘉庆决定将他提拔任用。刘清后来历任四川建昌道员，山西布政使等要职，并在镇压四川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怠惰偷安、萎靡不振是乾隆末期官场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嘉庆把这点视为国家的隐忧，认为必须要加以整顿。他多次告诫臣子们应该勤于职守，克己奉公。有一次，内务府官员在处理膳房的一件小事时，敷衍塞责，拖了40天才解决了问题。嘉庆得知此事后厉声斥责这帮官员：“几句话就可以了断的事情，奏折上也超不过百字，为何处理得如此拖沓”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十一年，直隶24个州县里被侵吞白银30多万两，经过查核，发现司书王丽南等人在此期间串通舞弊，伪造印章、串票，盗取银两，活动得相当猖獗。嘉庆痛斥直隶历任督抚大员：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情，你们竟然懵然不知，形同木偶，在任期间你们都管了些什么事最后，按照其在任期间虚收银两数目的多少，将直隶历任督抚颜检、瞻柱、胡季堂等人分别治罪。

但是，嘉定惩治腐败与整顿吏治是不彻底的。他处理贪官污吏的措施中严惩不贷者有之，姑息宽容者更不鲜见。比如嘉庆在处理胡齐仑贪污军需一案时，发现永保、庆成、毕源等大员与此案都有牵连。这些人都有收取贿赂、侵蚀滥用国家公帑的劣迹，但在结案时嘉庆只严惩了胡齐仑一人，其余的大员或是因为祖上立有勋功，或是因为已经故去，都免于深究。他们被抄没的家产，也大多被嘉庆加恩赏还。因此，吏治腐败堕落的局面并没有多少改观。

不过，嘉庆在当政的20多年里，对自己的要求却的确是非常严格的。他每天都要处理繁多的政务，孜孜不倦，从不懈怠。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四月，嘉庆喜得皇孙，内阁因此有两天没有向他递送奏章，嘉庆马上对阁臣提出了批评。过了几天，端阳节到了，朝廷大臣们又没有向嘉庆奏事，嘉庆大发脾气，亲自对各部院衙门进行查核，结果查明吏、刑、工等部都是有事不奏，嘉庆随即把有关官员交到都察院论罪议处。

嘉庆亲政伊始，他的老师朱珪曾向他提议要身先节俭，崇尚清廉，嘉庆后来对这一点始终比较注意。以往各省官员进京觐见皇帝时，按照俗例都要进呈贡物。官员们为了给自己邀宠求荣，竞相奉珍宝古玩，花样不断翻新。嘉庆四年，嘉庆在惩办和珅的同时，通谕内阁说：地方官员们操办的各种贡物，难道是自己掏腰包想必都是从州县以下层层敲榨而来。官员们不断剥取于民间，百姓们怎能承受得了况且呈献上来的古玩珍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是不如粪土。从此以后，凡是进呈违禁宝物的官员，都要予以惩处，决不能轻恕。他得知上年底由叶尔羌解运进京的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随即传下谕旨，不论这些玉石运到了何处，都要放弃在当地，无须继续前行。同年，嘉庆还废除了年节时分大臣们进呈如意的规矩。他讲道：“年节时节大臣们进呈如意，是为了取意吉祥，我觉得这没有多大意义。大臣们觉得那些东西是如意，而我看上去反倒不如意。”

为了遏制奢侈之风，嘉庆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在乾隆多次巡游地方时，各地官员为他修建了许多奢丽的行宫，嘉庆觉得这实在是过于铺张浪费。他认为，各地的行宫只是为了休息一宿而已，用不着刻意修饰。从经济上看，一处行宫若能省下三四万两银子，10处可就是三四十万两了。嘉庆十四年，嘉庆在巡幸五台山之前特地打了招呼。要求地方官员在途中不得大肆铺陈，务必追求俭朴。同年，在庆祝他的50大寿时，嘉庆下令不准在民间广陈戏乐，巷舞衢歌。御史景德为了讨好皇帝，奏请祝寿期间京城演戏10日，以后作为定例，立即被嘉庆革掉了职务。嘉庆就此向大臣们指出：“我发现前代在这种场合的表现比较奢侈，总是要欢宴聚会，上演好多天的戏曲。我心里鄙薄这些做法，并将此作为自己的鉴戒。倘若我忘记了民间疾苦，奢侈地操办庆典，做臣子的应该上书劝谏，这是爱君之道。现在景德竟然向我提出这种建议，他把我当成了什么样的君主”

对于众百姓的苦难处境，嘉庆是有所了解的，官逼民反的现实更使他心有余悸。对于他来说，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安定百姓的生计，刻不容缓。乾隆中叶以后，随着国家的由盛转衰，政治腐败，经济拮据，广大的农村中，连年水旱，灾害频仍，严重地威胁着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对此，嘉庆告诫地方官员，灾情发生后要予以高度重视，认真抚恤灾民，即使花钱再多，也不要吝惜。事实证明，嘉庆在灾区赐赈蠲租时，的确没有吝惜金钱。在治理黄河的工程上，嘉庆更是耗资钜万，前后动用了4000多万两白银，自雍正朝以来，每年治河的工料费一般是60万两白银，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起，嘉庆将工料费骤增到每年160万两。他还屡次对吝惜费用而延误治河工程的事情提出批评。非但如此，嘉庆对治河工程也提出过一些合理的见解。他认为，治河的关键是要保证入海口地段畅流无阻。黄河以前出事，大多是由于入海口地段淤塞，下壅上塞，酿成灾患。因此，他多次提醒治河官员要注意这几点，认真组织民工挑挖疏导。

本来，由于国家积衰日久，国家积蓄并不富足，加上在镇压农民起义、治河、赈灾等方面又有很大开销，使财政更加吃紧，这便迫使嘉庆想方设法，开源节流。他下令裁减了一部分常备兵，节省军事开支。同时，继续实行捐纳制度。不过，嘉庆始终认为开捐决非良策，不过是损下益上之举，准备在川楚白莲教起义平定之后就予以停止事实上，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于增加盐价、赋税折银浮收之类的做法，嘉庆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他表示，食盐是人民生活日用品，一旦增加盐价，则人人都会受到扰累，因此对之要慎重考虑。赋税折银浮收会对国家财政收入有好处，但百姓要深受其害，贪官污吏又可以从中大做手脚。嘉庆十四年，闽浙总督阿林保奏请漕粮加折收纳，结果遭到嘉庆的一顿痛斥。清朝入关以来，八旗兵都驻扎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依靠粮饷过活。八旗人口不断增加，而兵有定数，饷有定额，结果逐渐产生了一大批闲散旗人。清政府又不允许他们从事各种生产活动，这批闲散旗人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成为毫无自立能力的蠹虫。为了维护他们的生计，清政府不得不多次赏赐银两，增加兵额，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经济包袱。嘉庆经过筹划，决定将一批闲散旗人送到地旷人稀的关外，由官府拨给他们土地，他们可以把土地出租给佃户开垦，也可以自己耕种。但这些八旗子弟早已习惯于恣情享乐的城市寄生生活，如今连受领土地、坐收租息也不愿意，嘉庆的移垦措施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三、镇压起义闭关锁国

前面说过，嘉庆即位时，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就在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他刚附登上皇帝宝座，就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白莲教是唐末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当时在川、楚、陕等地相当盛行。白莲教的教义宣传世界上存在着明、暗两种对立的因素，它们分别代表善良、合理和罪恶、不合理，两种因素一直进行斗争，但最终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白莲教的教徒都自认是“无生老母”的儿女，应当同生死，共患难。灾难深重的贫苦百姓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寄托，纷纷加入了白莲教。与现实相联系，白莲教徒们提出了“清朝已尽”、“日月复来属大明”等口号。清政府发现白莲教的发展对自己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下令严拿白莲教徒，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趁机掀起了一股敲榨勒索百姓的歪风。比如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派出5000多名衙役，以搜捕白莲教为名，肆意搜刮民财，弄得当地民不聊生。湖广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在缉拿自莲教徒的过程中，暴虐贪横，残害百姓。对人稍有怀疑，就动用酷刑，将人钉在墙壁上，或者用铁锤猛敲身体，令人肝胆欲裂，痛不欲生。在其他地区，这些现象也不少见。于是，小规模的白莲教起义不断发生。这次川、楚、陕白莲教起义首先在湖北宜都、枝江两县爆发，接着迅速扩大到襄阳，长乐、长阳等地，四川、陕西的白莲教组织也纷纷起义响应，自莲教起义的烈火汇聚成一片，声势浩大。起义军依靠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川、楚、陕险恶复杂的地理形势，与清军周旋作战，摆疑阵、设埋伏、攻城池，机动灵活，行动飘忽，多次挫败了清军的围剿。

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使太上皇乾隆极为震惊，他命令川、楚、陕各省的督抚将军率军全力镇压境内的起义军，并陆续抽调八旗兵和各省的绿营兵参战。然而几年下来，虽然投入了大量兵力，耗费了7000多万两饷银，白莲教起义的烈火却仍持续燃烧。这除去起义军方面的骁勇善战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与清军的腐败堕落有关。清朝军事力量的两大支柱八旗和绿营到此时已经严重丧失了战斗力，军纪腐败不堪。士兵们平素敲榨百姓、抢掠财物时无所不能，与起义军交锋时却毫无斗志，畏缩不前。军中将领侵吞军饷、贪赏冒功、懦怯避战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白莲教起义爆发后，在京的八旗将领曾一度踊跃请缨参战，但他们率军到了前线却只顾四处搜刮财物，根本不听军令约束，以致前线的清军将帅叫苦不迭，请求嘉庆赶快将这批京兵撤回去，以免影响作战。无奈之中，清政府只得组织地方武装乡勇团练来加强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力量。乡勇不是国家正规军，受到八旗和绿营的歧视。作战时乡勇被推到前面作替死鬼，战事结束后各种功劳却又没有他们的份，乡勇对此心怀不满。这样反复围剿的结果，只能是徒自劳师靡饷。

嘉庆面对征剿不力、烽烟不息的形势，忧愤交加，寝食不安。亲政之后，他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即着手调整对付起义军的对策，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他惩治了和珅、戴如煌、常丹葵、胡齐仑等人，把“官逼民反”的罪责都推到了这些贪官污吏身上，借以平息民愤。他通谕清军将领，指出以往有的将领不以军务为重，投机钻营，冒功吞饷，今后对这些弊端要坚决杜绝。为了改变各路清军不相统属、作战行动难以协调的局面，嘉庆任命勒保为经略大臣，统一指挥川、楚、陕、豫、甘五省的军队。勒保在职的半年里，局势未见好转，嘉庆遂将勒保逮捕治罪，以明亮接管经略事务。明亮也是乏力回天，嘉庆又将明亮撤职代之以勒登勒保。在半年之内，嘉庆三次更换经略大臣，可见他镇压起义军心情的迫切。此外，嘉庆还严惩了一批作战不力的统兵大员。永保、景安、秦承恩、惠龄等人因为“纵贼”的罪名，或者被定为死罪，或者被遣戍边疆，或者被降级调用。以往运转不灵的清朝军事机器，在嘉庆的操纵下开始加速运转起来。

太上皇乾隆镇压白莲教起义一味实行军事围剿。嘉庆从几年的实践上看出这种做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采用了剿抚兼施的两手策略。嘉庆宣布“但治从逆，不治从教”，即对白莲教的活动不予禁止，但对白莲教起义军要坚决镇压，嘉庆几次下诏，允许一般起义军将士投奔朝廷，凡能擒获起义军首领归顺的，都可受到赏赐，临阵投降，或者是自行逃散的，也可以放归乡里，安排生计。可是嘉庆的招抚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白莲教起义军将士同仇敌忾，即使在作战不利的形势下也是咬紧牙关，浴血奋战，决不轻易向朝廷投降。这使得嘉庆感到非常恼火，他于是采用了坚壁清野政策。这项政策早在白莲教起义初期曾由明亮等人提出过，当时未被乾隆重视。嘉庆在亲政之后对这项政策加以充分肯定，下令在川、楚、陕、甘等地广为推行。坚壁清野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起义军出没地区四处合并村落，修建堡垒，在山区扼险结寨，在平原地区掘壕筑堡，将百姓都驱赶到堡垒之中，清查户口，限制人员出入，强行隔断起义军与贫苦百姓的联系。寨堡四起之后，嘉庆又积极组织团练乡勇，扩大地主武装。他下令军中努力纠正以前的做法，不得歧视团练乡勇。凡乡勇立功、阵亡者都要同正规军一样对待。嘉庆推行的这些措施给白莲教起义军造成了严重威胁，起义军在人员的补充、给养的供给等方面都面临许多困难，游击作战四处受阻，清军在战场上逐渐占据了优势。

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白连教大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这次起义历时近10年之久，起义军纵横川、陕、楚、豫、甘5省，抗击了清政府从16个省调集的军队，使清政府耗费饷银2亿两，严重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从此，清王朝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窘迫的困境，嘉庆的日子愈发难熬。

就在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方兴未艾之际，湘、黔一带的苗民起义又掀起了澎湃的波澜。虽然起义规模较小，但此起彼伏，相互呼应，一直坚持到了嘉庆十二年。

嘉庆十八年，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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