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这新爹，谢文东这干爹就入另册了。

出来回去50天，赫奎武当然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却是做梦也难想到这也能成升官之道。他应该明了鬼子的用意，这官也就当得让他心惊肉跳，也就越发要把尾巴摇出朵花来。先是在“讨伐”中不遗余力，后来受命专门从事招降谢文东，更是使出浑身解数。他收买了谢文东的警卫营长姜永茂，在两个人的唱和、督促、护送下，3月19日，谢文东带20多人，到依兰土城子向日军投降。

不久，躲在五道河子山里的副军长滕松柏，饥饿难耐，也下山投降了。

8军土崩瓦解。

除了没有像赫团那样一进一出，被好一通搅和外，9军的境况与8军大同小异。

在1937年7月开始的三江“特别大讨伐”中，三江地区抗联各军虽然给敌以打击，颓势却是不可能扭转的。就在8军的全部7个师长陆续投降、叛变之际，9军参谋长洪喜波和1师师长郭成，也相继叛变。1师垮了，2师被郭铁坚带去西征，3师师长张学忠在战斗中失踪，李华堂身边只剩个空架子的军部。依兰县日本特务机关利用各种关系与李华堂联系，劝其归顺。李华堂在依东难以立足，率部潜入深山。

需要交代一笔的是，大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是一批批官兵战死、冻饿而死，为了生存、战斗“吃了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逃亡、叛变“有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一方面则是北满党和军队20多名高级干部成了“倾向分子”，被开除党籍、撤职。

前面说过，李华堂对赵尚志十分敬重，对北满党大批赵尚志不满，对北满临时省委撤销李熙山的9军政治部主任不满，对北满不与他商量，即决定9军2师西征不满。难说这种不满对他后来的结局有多大影响，他现在是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谢文东与李华堂的不同，不仅在于8军属2路军序列，谢文东又入党了，还在于他对派去8军的政工人员，从一开始就怀有戒心。周保中告诉他政治部主任的职责是什么，告诫他“务必排除家庭的、封建的、人情主义的、以旧军队团防警察的工作方式”。只是这种“工作方式”原本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排除的，更不用说还不想排除了，8军也就问题多多，按住葫芦起来瓢。也亏了周保中了，也只有周保中了，换个人怕是早焦头烂额了。

关文吉是去劝降藤松柏时被打死的。关文吉是谢文东最信任的人，闻知后大哭一场。苦辣酸涩，那泪水应该包括了所有类似的味道吧可哭有啥用之前倘若像周保中对待关书范那样，处理一个，8军的师长、团长会那样一窝蜂地叛降吗究其根本，还不是你谢文东有那意思，早晚的事儿吗

谢文东投降后，担任伪勃利县协和会会长，在县城开配给店，又带勃利县勤劳奉仕大队到鸡西城子河煤矿出劳工。日本投降后，这个所谓的“民族派”，又成了国民党的香饽饽，被委任为恐怕连他自己都觉得离谱的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1946年11月20日被东北民主联军抓获，公审后处决。

李华堂是1939年7月中旬，在方正县大罗勒密被日伪“讨伐队”包围被俘的。之后，在佳木斯经营豆腐坊、旅馆和三江公寓，充当日伪特务据点经理。后来也像谢文东一样，成了什么东北挺进军第1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下场也跟谢文东一样。

据说，公审谢文东时，他说俺老谢当年也打过日本子。

没错，日寇曾悬赏1万元取你和李华堂的项上人头，八一宣言称你们为民族英雄，可后来你们干什么了跟谁穿上连裆裤了

谢文东投降后，随伪三江省军事顾问北部邦雄少佐去到长春，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伪总理大臣张景惠表示谢罪。李华堂被俘后，先是在佳木斯待了几天，然后被送往长春“满洲国”治安部，在那里变节的。

以上只是从民族英雄沦为民族败类的大略经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没受到拷打、虐待，而是恰恰相反。酒肉满招待，出入有车，据说还睡上了暄乎乎的沙发床。到长春后，“礼遇”更隆重，饭桌上更丰盛，还有许多像沙发床一样从未见识、想都不曾想到的人世间的享乐。

洋楼、洋车、洋灰马路，闪烁的霓虹灯变幻着洋与不洋的招牌字号。穿着貂皮、貂绒大衣，戴着水獭帽子的男男女女，酒楼饭店门开处呼拥出来的雾气、香气，应该让谢文东想起冰天雪地的山林岁月。至于戏匣子里李香兰三口淑子唱的支那之夜、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等，还有街头电影海报上的女人大腿，“奸老奤”也好，“奸老谢”也罢，会不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据说，谢文东是“吃小锅”吃小灶的，李华堂有所不同，与部下差不多。不知道那小锅是否有断顿，不得不吃树皮、野菜的时候，被俘与投降肯定不是一个概念。李华堂是准备到松花江北与联军总部取得联系途中被俘的。2月初攻打方正县山元木场，他的腿受过伤。奔江北途中，也不断与敌交战，最多一天交战3次。没人说倘若敌人跟他来硬的，他就会坚贞不屈，但他确实是在鬼子的软刀子下屈膝的。

在有了“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的经历后，有人会坦然面对一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砍头只当风吹帽。有人正好相反，一旦恢复人的生活，尝到人的滋味儿，就不顾一切地没了人味儿，不走人道了。

“背小树”

1940年12月14日，张中孚马克正给张寿篯冯仲云等的报告中说：

曹姓者名忘记了年龄在十七八岁，七军周启昌部下的，我知道他的过去生活，在出发前向支队长请假，经过说服又不请假了，及到围子后，自己问道百姓们，回哈尔滨能行不地方可能藏其不正遇着一个走狗家，还说：一切都可以的，他便找周政委请假，当时周末允并急令随队返回。主要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已动摇，解放他一定被敌捕去暴露一切秘密，看法原文如此笔者处以死刑。

李桂林老人说，1941年秋，我们从平原回到大青山东南的大森林里，那里有几间木刻楞房子，是3路军总部所在地。住下没几天，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兵，请假回家。领导让xxx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隐去和我，还有个叫“山东刘”的战士，带着这个老兵，到山边找地方关系，把他交给地方组织。转了三天没找到，回来后他还是要回家，领导再三做工作，怎么说也不行，坚决性的。第二次又带他转了几天，还是没找到。第三次走出没多远，xxx就把枪给他支上了，说把他勒上。山东刘把他在树上绑了几道，拿根小木棍，在树后插进勒在脖子上的那道绳子里，两手一绞，那人肚子就鼓起来了。xxx下令：李桂林，你踹他两脚。我不知道踹哪儿，他说踹肚子，快踹，别让他遭罪。我踹了两脚，那人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老人说，当时我这个心惊肉跳呀，过后再一想，有什么办法那时是不能回家的，想家就是动摇，就可能叛变。你不想叛变，被敌人抓去了，敌人什么招儿都使，抗不住了呢总部、密营不全暴露了吗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几乎都说出了这样的话，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你不能用通常的战争观理解那场战争，更不能用和平年代人们的目光来打量抗联非常环境，非常手段，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