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警察罪恶史中有这样的文字：

他指哈尔滨特务科的“优秀特务”泉屋利吉笔者所使用的最得力的密侦是宋一夫。宋一夫曾经是第二路军第五军周保中部队的政治部主任，1941年应为1938年笔者在五常县同警察讨伐队交战中负伤，因伤情严重而脱离部队，潜入哈尔滨市内，躲在买卖街的情妇家中养伤，被特务泉屋发现。宋一夫在泉屋的威胁和利诱下终于叛变，成为泉屋的密探，被任用为警察官。1941年末，宋一夫接受泉屋的指示，接触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同长春工业大学内的组织取得了联系，负责在哈尔滨召开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工作。同年12月30日，终于在哈尔滨召开了由警察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将到该地集合的20余名学生党员全部逮捕，一网打尽，揭开了所谓的“一二三○”国民党第一次逮捕的序幕。

1943年，宋一夫又接受泉屋的指令，接近东兴县委韩某等4人，发现了由张瑞涛组织并领导的在巴彦、木兰、东兴县内成立的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抗日救国会组织，1943年3月15日逮捕了420名爱国者，将其中的265人投入监狱、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还有比叛徒更可怕的敌人吗

1939年2月1日，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关于叛徒宋一夫、关书范、曲成山等事件的通告中，说宋一夫：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第二、四、五军部队联合远征的途中，在中东铁路南一面坡附近宿营中，籍词巡查步哨，趁机潜逃。临逃以前将所带重要文件、图书、自来得手枪遗留给本部。临逃时拐去公款一千二百元，小手枪一支，并诱同本部随从副官王树生宋的同乡一同潜逃。

比宋一夫小两岁的关书范，宁安县人，曾任吉东局团委书记，5军1师政治部主任、师长，5军党委书记。2路军西征失利，宋一夫逃跑，关书范率一师余部返回刁翎地区后，以“假投降”为名，与日寇三道通工作班接洽。这个之前也曾审讯、判处投敌叛变分子死刑的人，被以同样的罪名处死。

有人拿程斌与关书范比较，都是中学毕业，都是主力军的主力师长，都有很强的工作能力，都曾受到器重和信赖。不过，关书范似乎更侧重于政治方面。此人思想活跃，乐于也敢于发表见解，点子也多，来得也快。有人说他是5军的才子。

6军21师参谋长韩铁汉，名叫铁汉，却是个软蛋。但他没叛变前，不能说是软蛋。程斌也曾被评价为“对党忠诚”。关书范成为叛徒不久前，还被认为“足为革命模范”。宋一夫叛逃前一个多月，还被视为“党中央所注重的纯洁干部，故有重要委托”。而其在西征途中，还表示“愿以最后一滴血来执行党所赋予的重大任务”。

日本鬼子说宋一夫，“因伤势严重而脱离部队”，有老人说他只是腿上负了轻伤。沿途那么多关卡盘查，他能和副官到得了哈尔滨，说明只能是后者。他把重要文件、图书和匣子枪都留下了，只带走1200元钱和防身小手枪，这时好像还未想投敌叛变。但他临阵脱逃，说明他思想动摇，感到抗战胜利无望了。

1938年后的叛徒迭出，都离不开当时环境的大背景。

10月4日，即宋一夫叛变两个多月后，崔石泉、郑鲁岩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自日本法西斯强盗更进一步的实行其归屯并户毒辣政策以后，的确增加我们更多的困难，因为没处吃没处住，有些失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就有了动摇的表现，日寇的奸细也就趁机鼓动，因此在旧历三月间就有一师二团一连的叛变，逃亡江东，三师七团三连有四个弟兄叛变当小线，在旧历四月初旬二团受了日寇奸细刘龙海的挑拨，把副官长张文青、科长金铎、队员李浩顺三个同志用斧子砍了，带领全团投降义顺号。其中有六个同志带枪跑回来了，警卫连前后叛变的共有八个，其中三个当小线，三个投降，两个踪迹不明。正月间一团有三个叛变投降了，地方工作叛变投降的一个，叛变未遂被查出处死的五个，二师先后叛变的有五团好胜九人，七团占一全团，八团孟尝君二十多人，四团六人，六团三江全团叛变又缴回来了。

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这一年中间，队伍重要损失，并不是作战中受损失那么多，而是多部分都叛变逃跑的。

三军二师五十余名在蓝志源叛变下省执委二师师长，暗杀二师最有历史的同志二十余名过后，投到方正。

去年九军零零碎碎投敌共二百余名，十一军投敌大概能有四分之三的比例。

1939年3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不但平素革命军队基础不稳的部队大批叛降日贼，即较巩固的中心军队亦起动摇，因日贼广泛利用叛徒而动摇乃益见扩大，以致发生上级干部重心领导干部都起始动摇逃亡者。

而下层战斗员之动摇叛降，犹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

曹曙焰老人说：

军部有个秘书叫赵伯华，那时都叫副官。我原来的名字叫“曹文官”，他说不好，我给你改个名字怎么样那时我非常尊敬他，认为他有学问，就说行呀。他在雪地上写了个“曙”和“焰”字，说“曙”就是天刚亮的时候，人们常用“曙光在前”形容胜利在望。就像咱们抗日救国，现在正是冬天，把日本子赶走了，春天就来了。“焰”呢，就是火焰、烈焰。抗日战士的决心、意志，要像烈焰熊熊，烧掉困难，烧死敌人，迎接胜利的曙光。

1939年冬天，这个赵副官跑了。是投敌叛变了，还是跑哪儿迷起来了，我不知道。反正那冷啊饿呀，他是没扛住。

这年冬天，我和团部一个唐副官，叫唐玉崑，在桦川县南山里筹粮。山里有炭窑、木营，跟他们讲抗日救国，说我们是先遣队，大部队在后头。我们俩没带钱，先给他们打欠条，弄个百来斤，背出几里地，找个地方插起来。唐副官认为用不着背那么远，说过几次，我也没起疑。又说咱们别弄粮了，募捐要钱多省事呀。这下子我什么都明白了，那时金子也不能当饭吃呀，这不是想捞钱走人吗

gu903();我看他一眼，这一眼看坏了。那之后不管干什么、去哪儿，他非让我走在前面不可，等于撕破脸皮了，就差没把枪拔出来了。开头真是提心吊胆呀。一天24小时，吃饭，睡觉，拉屎，撒尿，背粮，累得趴雪窝子里喘的工夫，谁想整死谁，那是随时随地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