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考虑到了实际存在的困难，于是调整了俸禄的数目，根据大明官吏构成之比例，大幅度调整了五品及其五品以下官吏的俸禄，五品官员俸禄每月折合白银三百两，从五品二百六十两，六品每月二百两，从六品每月一百八十两，七品每月一百五十两，从七品每月一百三十两，八品每月一百两，从八品每月八十两，九品每月六十两，从九品每月四十两。

至于说吏员的俸禄，则是大规模的下调了。

司吏每月三十两白银，典吏每月二十两白银，书办每月十五两白银。

如此调整之后，朝廷需要支付的白银，下降到了三千多万两白银。

这个数目户部完全是可以承受的。

这样的调整，引发了一些争议。

尽管说书办每年能够拿到手的俸禄，折合一百八十两白银，这和以前比较起来，有着天地之别了，要知道以前七品的知县，每年能够拿到的俸禄，也就是五十两到六十两白银左右。

谁都想着能够多拿一些俸禄，如此家里的生活自然会好很多的。

吏部显然是考虑到了这个原因，在制定了规矩之后，专门在早朝的时候做出了相应的说明，都察院也对此进行了说明，也就是说，官吏在拿到了这些俸禄之后，完全可以满足生活方面的开销，日子比寻常百姓好了太多，若是还有贪墨的事宜，那是严惩不贷的。

朝会也进行了几番的辩论，最终同意了吏部、户部和都察院拿出来的方案。

关键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南方和北方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赋税自然也是不一样的，譬如说南方的应天省、浙江省和福建省等地，赋税收入是很高的，这些地方商贸发达，地方上的官吏也辛苦很多，反观北方，差的就很远了，就算是稍微好一些的陕西，与南方诸多的省也没有可比性。

若是俸禄完全统一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官吏都不会服气的。

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郑勋睿在早朝的时候，说出来了一个意见，那就是根据各省府州县情况的不同，户部在每年年底的时候，都要给予一定的奖励，所谓的奖励其实就是户部返回给各省的赋税收入，这一部分的收入，除开维持省府州县的日常开销，还可以用来奖励各级的官吏，收入少的地方，官吏自然就拿不到奖励了。

如此就拉开了收入的档次，不过这个档次拉的不会太大，因为户部返回的赋税收入有限，最多也就是赋税收入的两成左右。

圣旨下发到各地之后，官吏基本是平静的。

这一点再次出乎了郑勋睿的预料，好久之后他才明白过来，和以前比较，官吏的俸禄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对于某些贪墨成性的官吏来说，这些收入算不上什么的，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想要做事情不愿意贪墨的官吏，这样的收入足够维持尊严，让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就以江宁县为例，从八品的主薄每年的俸禄折合白银九百六十两，加上年底的奖励大约为一百五十两的白银，总收入折合白银一千一百一十两，这些俸禄，足够维持大家庭的开销，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了。

如此富足的生活，官吏没有理由不珍惜，毕竟派驻到省府州的都察院的御史，时时刻刻都在监督，要是没有发现有贪墨事宜了，掉了乌纱帽，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一辈子都要背着耻辱的名声，孰轻孰重，大家非常清楚。

皇上调整官吏俸禄，也彻底颠覆了大明王朝三百余年来的惯例，让诸多的士大夫、商贾和百姓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也让官吏有了真正的自豪感，能够进入到官府做事情，不仅仅意味着身份的变化，也意味着有了充足的俸禄，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

郑勋睿对这样的情形是比较满意的，他也知道，高薪养廉有着很多的不足之处，但相比较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不管怎么说，让各级的官吏都有强烈的责任心，让他们珍惜自身的职位，这已经很不错了，官吏拿着相对来说高的俸禄，就要考虑是不是对得起这些俸禄，就要老老实实的做事情，若是因为不能够很好做事情，甚至是贪墨，失去了这份差事，甚至是进入到大牢之中，那就太不划算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