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气概来，带着陆贾参观自己的阅兵仪式，炫耀其武力强大。关键时刻，陆贾还是一句话，击碎了赵佗的心理防线：“大王威武，却无内忧乎”事实确为陆贾言中，赵佗与西汉开战，看似连战连捷、威风八面，但南越本地的生产也遭到破坏，尤其是征调大量越族人从军当兵，更激起了越人反抗。而作为一个汉人，赵佗更深知汉朝的实力，一旦西汉王朝不顾一切开动战争机器，调动全国兵力南下，南越固然有地理优势，却最终是难以抵挡的，所以见好就收，才是唯一选择。

赵佗果然见好就收了，借着西汉帝国的和平态度，赵佗顺水推舟取消了帝号，而且这次双方的关系更加明晰：南越国必须在每年春秋两季派使者朝见汉朝皇帝，并且以异姓诸侯国身份接受汉朝皇帝的诏令。在之后终赵佗一生，双方都遵守了这个约定。

在重归西汉版图之后，赵佗把人生最后的精力，都放到开发岭南大地上，他继续加强与西汉王朝的贸易往来，引进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在岭南鼓励开荒。尤其重要的是，他实行奖励生育和鼓励汉越两族通婚的政策，消除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融合，使蛮荒的广东、广西地区继续高速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广东大地已经出现了“阡陌纵横，民居安乐”的局面。公元前137年，97岁的赵佗溘然长逝，这位对岭南大地开发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至今在南中国享有极高的声誉。广东、广西等地都保留着纪念他的祠堂。甚至1000多年后的越南陈氏王朝，也追认他为“开天体道圣武神哲皇帝”。

而对于西汉帝国来说，汉高祖、汉文帝两代与南越国的和战，对于整个西汉帝国的对外政策也有深远影响。汉帝国消弭了帝国南部版图的潜在威胁，巩固了对于岭南大地的主权与统治，从此，汉帝国可以腾出手来，全力解决帝国面临的两大问题：匈奴入侵与诸侯尾大不掉。

第十章卫霍如何败匈奴

要问西汉历史上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的知名度最高，恐怕当属公元前133年开始的西汉王朝反击匈奴的战争。从马邑山诱敌战的失败，再到收河套、平河西、战漠北、通西域，匈奴越战越弱，汉军越战越强，最终一雪白登之耻，打出了大汉民族的辉煌武功，使华夏文明第一次跨过长城的界限，从此远播四方。影响世界的“汉文化圈”，中华民族“天朝上国”的地位，皆是自此开始。其卧薪尝胆之艰辛，浴血奋战之曲折动荡，结局之荡气回肠，令无数后人今天依旧津津乐道。诸多将星的名号，今日依然流光溢彩。

“知名度”高，话题当然也就多，比如西汉的抗匈名将问题，自古以来“武无第二”，关于谁的战功最辉煌，能力最强，千载之下一直众说纷纭。说到诸位名将的“知名度”，恐怕最高的不是屡立战功的卫青、霍去病，相反却是一生难封侯的老将李广。李广在世的时候，绰号就叫飞将军，是匈奴人敬畏的战神。其过世之后，司马迁写史记时，以极其动容的笔触描写其扼腕的命运，千载之下一直引人同情，甚至唐朝大诗人王维也挥毫写下“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难封缘数奇”的感叹。一直到今天，关于李广是不是西汉抗匈第一名将的说法，一直是互联网上讨论的话题。相当多的观点认为，在当时西汉诸将中，卫青不过是沾了他是汉武帝小舅子的光，霍去病也只是沾了他是卫青外甥的光，至于军事才能，二人不过是中上之资，所谓战功，更多的是运气，真正最强悍的将领，唯属李广。

而真正审视西汉反击匈奴的全过程，我们却不得不得出结论：世人的同情固然值得尊重，但真正的战争，结局却是冷冰冰的。在当时汉匈双方军事条件下，有能力打胜仗的将领很多，但真正有能力领导汉军扭转战局，完成反击匈奴大业的人，却只有卫青、霍去病舅甥，在那一代的军将中，他们的身份无与伦比，作用更无可替代。在这一条上，司马迁个人的感情色彩，王维的悲伤感叹，虽可引起共鸣，但在军事上是不靠谱的。

且去看看，西汉打匈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一

要了解卫青、霍去病舅甥的重要性，首先需要正视一个问题，在汉武帝发动对匈奴反击之前，汉朝为什么打不过匈奴

西汉打不过匈奴的原因，前面的章节说了很多，但关键一点，这是两种经济形态的战争，即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战争。以“生产力论”的观点看，农耕民族是先进的，游牧民族是落后的，但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素质上，游牧民族，却远远比农耕民族先进。因为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战争是副业，是自卫的手段，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战争是主业，是生存的手段。对于匈奴民族来讲，对汉帝国的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生存。

汉匈之间在西汉立国早期选择和亲，并不仅仅因为匈奴单于贪图汉朝的财物，也不是靠了冒顿单于老婆的忽悠。白登山一战给匈奴方面的最大启示就是：匈奴在野战里对汉朝具有机动性的优势，但是在攻坚战中却是绝对的劣势，这时期的匈奴，重创汉王朝军队容易，占领汉地却不可能。因此采取持续的骚扰政策，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才是匈奴对汉政策的上策。而对于汉帝国来说，汉朝的步兵与战车，在野战中对付匈奴人的机动骑兵是无能为力的，打打不过，追追不上。唯一能做的，只有据城防御，但是千里边境，匈奴骑兵来去如风，汉朝防守顾此失彼，根本就是疲于奔命。所以忍下一口气，换取一个暂时的和平环境，也就是仅有的选择。“和亲”政策的提出和延续，正是汉匈两民族彼此强弱点相抵消的结果。因此，在西汉立国的早期，汉匈双方虽然经常发生摩擦，却依然能够维护表面的和平，表面的和平下，是实力均衡的天平。

gu903();所以对于即位的汉武帝来说，选择反击匈奴是一种必然。此时汉王朝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实力已经日益强大，情感上自然不能再接受这种屈辱地位。更重要的原因是，匈奴的存在，已经成为汉帝国发展的一大瓶颈。仅仅靠送女人与钱粮换取的和平，基础注定是脆弱的。长此以往，只能是养肥了敌人，最终换来自己的灭顶之灾。而汉帝国边境的边患，也随着“和亲”的延续，有愈演愈烈之势。匈奴人的胃口越来越大，边境的消极防守如果继续，也只能是更加被动挨打，军事上日益被动，且整个民族会随着求和政策的延续，斗志日益消弭，苟且偷安，最终落得忘战必亡的结局。反击匈奴，会把帝国拖入长期的战争，造成人员经济的巨大损失，但是苟且偷安的下场，相信后人从南北宋的命运上，也早已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