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未铲除中国教门、帮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因此，进入民国时期后的中国教门、帮会仍然得到继续发展。与明清时期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教门、帮会，无论是明清时期延续下来的，还是民国时期出现的冠以会、社名目的，并没有动辄遭禁的命运，大多数都能畅行无阻。这主要是由于军阀、官僚、政客、外国势力的参与、扶植乃至操纵、利用所导致。教门、帮会在中国政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益发凸显出来1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对教门、帮会的存在极为重视。为有效地利用并将教门、帮会组织纳入到自己的施控范围，南京国民政府将中国的教门、帮会分别列入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中，如万国道德会作宗教团体，世界红会作慈善团体，理教会则作为公益会社。1929年7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宗教调查表，1932年6月又制定宗教团体调查表，对全国的教门、帮会予以调查、统计12。同时，国民党积极利用教门、帮会袭扰中共创建的根据地。在红色根据地内部，也有红枪会、扇子会等武装进行颠覆政权13。闽赣地区的大刀会曾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并不时地袭击红军，扰乱社会秩序。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新的帮会团体纷纷成立。这些组织多为国民党政府所控制，在动员帮会成员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4。抗战初期，国民党鉴于中国政治、社会局势的极度混乱以及会道门势力的强大，积极地扶植甚至创建教门、帮会，企图利用教门、帮会的力量来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达到抗日、的目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中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教门、帮会原有的观念、体制，迫使他们纷纷投入到抗日行列中，而国民党的有关决策又极大地促成了他们抗日行动的实现。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委派大员同帮会头子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钱新之等协商将上海的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15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37年9月，杜月笙牵头成立了专门组织和领导上海一带青洪帮力量的帮会组织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下成立了一个别动军，共两万人，全是青洪帮分子。日军登陆时，别动队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6。1938年1月，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皖南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也称第一支队。此后，忠义救国军在帮会势力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至1939年春已发展到拥有14个支队、4个直属大队、2个教导总队，号称50000人17。上海沦陷后，国民党在杜月笙的建议下成立上海统一委员会，协调上海孤岛上江苏省党部、中统、军统特务机关等组织的活动。上海统一委员运用上海的帮会势力，采用恐吓、劝说等方法逼使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技术工人、知识青年等向大后方转移，即使为离开上海的，也尽量劝告他们不得与日伪合作。1940年3月，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后曾盗用上海各同业公会的名义通电拥护，上海委员会为了抗日反汪，以正视听，即联系各同业公会登报否认18。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在沪西、浦东、崇明、启东、江阴一带的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义勇军、在常熟一带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都是帮会的力量或利用了帮会的力量而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

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后，一些不愿与日寇为伍的教门、帮会随国民政府内迁至大后方，但抗战的民族激情仍未泯灭。青洪帮首领张树声慨国难之严重，痛民族之颠危，知帮会往昔复国御侮之精神如能加以调整足以为抗建大业之助，先后编写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续录等，启发帮会的抗战意识，号召青洪帮徒众奋起抗日19。镇洪帮头目向春亭在川期间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驮运管理所高等顾问，负责自四川叙府至云南昆明的抗战物资运输。他利用教门、帮会中的各种关系确保了从叙府到昆明长达五百余华里的驮运路线畅通，此后驮运所就能安安稳稳地做买卖和运输紧缺的货物，业务是相当顺手和有丰厚利润的。20

苏鲁战区的国民党部队也积极利用教门、帮会力量从事抗日。鲁西南的红枪会、安徽凤台一带的以王鹏举、尚四猴子为首的红枪会、巢南大刀会郑旭初部等等都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下。1937年，张空五利用所有的无极道，宣扬佛法神力，倡联乡自卫的组织势力除鲁西各县外，远及冀南之清丰、南乐、濮阳、东明、长垣，豫北之内黄、商邱、虞县，皖北之蒙城、苏北之丰、沛一带，纵横不下30余县，至1940年，从众达200万人以上。1938年，张空五采取拥护国民党中央之意，将无极道改称中央道，规定道友以三与五为旗帜三代表三民主义，五代表五权宪法。1941年，张空五部同日军在曹县的冉g2491集激战，因此日伪不敢在各村镇肆意骚扰；同时，张空五的无极道还掩护国民党政府人员来往于苏、皖、鲁西一带，即所谓的快道路线。21

国民党还积极发展教门、帮会势力、编制教门、帮会体系以达到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目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眼见青洪帮势力强大，便于1938年下半年出面将有帮会关系的国民党员组成精忠社并在全省各县设立分会，由当地原来的青洪帮头目担任分社长。贵州各处的青洪帮由此转而公开活动，大开山堂，广招徒众，国民党势力迅速壮大22。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在袍哥抗日的口号下，派人四处组织哥老会，致使国民党的公教人员和知识分子把注意力转向袍哥帮会。同年成都行辕还专门制定了领导与运用汉流办法：一拣忠实党员加入公口，运用其行动，激起其精神，使为本党工作。二吸收其首领与有力分子，提高其知识，匡正其思想，使能接受本党之领导。231939年11月，被任命为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李品仙在赴任时，带了湖南洪帮首领欧阳长松为随从。在欧阳长松的介绍下，李品仙在路经黄安时会见了当地洪帮头目王贵和并任命他为豫皖鄂边区党政分会上校专员。在李品仙的支持下，王贵和创立了大别山祖堂，将洪帮势力引进大别山区。24此外，山西的阎锡山创建了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洪帮组织进步总社；西康的刘文辉指使刘文彩在大邑安仁镇成立了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

在沦陷区、游击区，国民党派出政工人员在宣传、鼓动各界人士联合抗日的同时，一方面协助国民党建立保甲制度，宣传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力图巩固国民党统治，一方面发动青年，普遍发展三青团，组建武装，扩大队伍，并积极利用、掌握教门、帮会和群众团体以达到预定目的。

另外，蒋介石还曾利用上海沦陷后居住香港的杜月笙同日本秘密交涉，并且成功策反汪精卫派要人高宗武、陶希圣。1941年，杜月笙受蒋介石委托，在香港劝说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梁漱溟等民主人士赴渝，充当了蒋介石软化民主人士的说客。

是国民党利用、控制教门、帮会的又一重要目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争取下，中国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全国各民族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胆放手地深入敌后，广泛地发动人民，创建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恐慌。为遏制、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力量，除直接参与、制造军事摩擦、政治攻击等活动外，国民党还积极利用教门、帮会势力破坏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国民党是刻意利用和操纵教门、帮会的，常利用它们来组织团结群众，破坏中共刨建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各地方组织在暗中策划阴谋时也注意利用和操纵教门、帮会，甚至组织暴动，从而达到的政治目的。国民党山东党部在制订的计划实施办法中便明确提出了利用、操纵迷信团体的策略：一利用民众迷信心理，拉拢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领袖分子，假借不伦不类之名义，先使入伙，使在不知觉中为吾人效死；二收买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顽固激烈分子，加以训导，使在不知觉中服从本党指导为吾人效死；三分别各项民众迷信团体之性质，选派本党中熟悉该团体内幕之干练同志，假借该团体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门中之师傅、宫长、坛长、法师、道长，诡称由为该团体素昔认为之圣地到来渡世救人，如对道门则称由昆仑、峨眉、珞珈、灵鹫等地，以坚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民众头脑简单，如此一行，则莫不为信仰之团体效命致死，而实际则为本党效命致死；四假借迷信方式，，复将本党训民众之方法秘密融化运用，使其自己虽入钩而不自知；五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该团体崇拜人物训示命令为号召，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六在进行过程中，应随时运用其固有组织与反抗心理，使其不断流血，俾其与中共结成百世不解之仇25。在类似的策略方针指导下，国民党不断操纵、利用教门、帮会势力与共产党对抗。

巢南大刀会郑旭初部在国民党的唆使下散布谣言、煽动群众、蒙骗不明真相的大刀会员，掀起暴动。1938年6月，针对共产党实行的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的原则，国民党山东省民政厅厅长兼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提出了鲁西行辕三不要：一不要枪，二不要人，三不要钱粮。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便由此利用长清的黄纱会、阳谷的忠孝团等会道门发动暴乱，破坏了鲁西北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鲁西南曹县发生红枪会暴动，直接威胁了共产党在改地的统治地位26。国民党山东第九区专员蔡晋康组织会道门分子成立暗杀团并将同义社改称抗八小组，大肆搜捕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骚扰破坏抗日根据地27。1938年8月2日，国民党苏鲁战区第十一纵队参谋长杜广乾、三支队队长杜孝先挑拨红枪会袭击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开枪打死前去谈判的参谋长杨涤生，用红缨枪刺杀15名干部战士28。1940年秋，国民党朱世勤、时锡九部勾结山东金南杆子会无机道，制造谣言、欺骗群众，提出反对八路军，带打县政府的口号，并以联防自卫为名乘共产党动员群众破路、征粮之际，以反破路、反征粮等借口纠集群众近3万人，手持红缨枪、大刀片，猖狂地破坏抗日运动。8月初，金南杆子会5000多人乘湖西军区部队在单东南李田楼一带休整，突然包围金乡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大冯庄，同时，单东黄杨庄、陈蛮庄一带的杆子会也乘机暴动，朱世勤部也大举向共产党的根据地进犯29。1945年，国民党山车保安三师张景月部组成暗杀组织一神兵队，成员都是逃亡的地主、富农分子及流窜在外的流氓、教门、帮会分子等。他们装神弄鬼，战前上法，吹嘘刀枪不入，到处袭击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暗杀进步的干部、群众，派款绑票，骚扰四方30。

三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中央及各地方军政部门的倡导和纵容，中国各地尤其是国统区的教门、帮会得到迅速膨胀。当然，国民党的利用、控制会道门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加强了对民间力量的控制，但是国民党不可能完全地利用、控制所有的教门、帮会。伴随着势力在各地恶性膨胀，教门、帮会固有的落后性、破坏性日益突出地暴露出来并严重危及国民党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

教门、帮会扰乱国统区的经济秩序，影响了国民党的财政收入。时任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吴鼎昌在所著花溪闲笔续编中较为具体地陈述了帮会的表现：1逼迫或诱惑商民入会，收取压贴钱，少者百元，多至千元以上，并有所谓带粮上山，按月向粮台纳粮之事。2商店如不在帮，或未得帮会关照者，辄有帮徒滋事，扰害其营业。3凡帮会中人宴客，多由帮徒拉网，不付价款31。鄂西袍哥头目刘惠钦就曾规定，当地的田赋亩捐要由他这个本地人征收，19391940年间设法使驻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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