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帮畜生劁了，俘虏杀猪似的叫唤。我赶紧制止，师团领导也跑过来，命令把俘虏放了。

老人说，兴安军野蛮，抓住抗联就杀，用马刀砍脑袋，还糟蹋妇女，还问你还杀不杀鞑子了。老百姓听说兴安军来了，大冬天女的抱着吃奶的孩子往山里跑。日本鬼子挑拨离间，制造民族矛盾、仇恨，一些鄂伦春人被收买、欺骗、利用，也打抗联。帮助抗联的也不少，抗联也有鄂伦春和蒙古族人。跟俘虏讲明白，放回去就替咱们宣传了，说抗联不是胡子，人家是打日本子的。再和兴安军打仗，就跟过去不大一样了。

曹曙焰老人说，宝清县贾六屯有个郑百家长，原来跟咱们挺好，归屯后不行了。有人局势变了，翻脸不认人，这个人心里还向着咱们，就是胆小。地下关系找到他，软硬兼施，他答应给弄几担包米。“围子”不大，对上暗号，连长带几个人先进去摸摸情况，我带人在壕沟外等着。那天晚上，我总觉得不对劲儿，约莫半袋烟工夫也进去了。郑百家长院门半开着，黑灯瞎火，什么动静也没有。原来连长他们走错了地方，也多亏走错了地方，敌人已经把郑百家长一家人看了起来，张网等上了。周围都是枪口，敌人想等我们都进去再开火，不然早把我打成筛子了。这时外边有脚步声，是连长他们找过来了。我转身想把他们迎回去，刚出院门枪响了，连长他们一下子倒下俩，包括连长。我大喊撤、快撤，一支匣子枪封住院门，掩护他们架着伤员往外跑，外边的人也冲进来接应。枪声炒豆似的，子弹悠儿悠儿地在耳边飞。我的公文包，什么时候一甩悠的工夫，穿了3个眼儿。前后不过十来分钟，死上十几回、几十回都够了，硬是没伤着。好在“围子”门叫咱们控制了。我那匹马被打死了。一个任班长喊着指导员、指导员，我上去抓住马镫子，他伸手拽我上马，一颗子弹从左后肩钻进去，从右肩胛骨上边钻出来，把我撂倒了。他下马拉我，我把公文包摘给他，让他快走。敌人已经冲出“围子”门了，我还有满满一槽子子弹，一个长射把敌人打趴下，看那人影又要爬起来，再一个点射把他们按那儿。子弹打光了，我连滚带爬钻进树棵子里，还真就躲过去了。

王云庆老人说，1938年夏天，在虎林县五甲，我跟指导员魏风关筹粮，叫警察狗子堵在个窝棚里。机关枪架在树棵子里，也就20来米远。他说你冲，我掩护，我说你冲，我掩护。他急眼了，说小屁孩，你敢抗拒命令两颗手榴弹，他那颗响了，我那颗也出手了。我冲出来了，他没出来。他要把那颗手榴弹给自己留着，也不一定能死呀

老人说，吉东管打仗叫“活动活动”，北满叫“搞影响”。那时不“活动”不行，没“影响”不说，也没吃的。那时打仗，差不多都跟粮食有关。饭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热气儿，那个香啊，可吃着吃着，泪水就下来了。

1937年3月，通化辑安铁路通化至老岭段开始动工。通辑铁路修好后，北接吉林海龙铁路，南连纵贯朝鲜半岛的平壤至满铺的铁路，这样除了安东奉天铁路外，就有了第二条从东北经朝鲜到日本的通道，“满洲国”与日本自然就绑得更紧了。

1938年3月13日黄昏，杨靖宇指挥1军500多人，分头袭击老岭隧道西口工地和十一道沟发电所和十二道沟供应仓库。事前派官兵扮劳工混入工地，打响后一起动手，担任警戒的日伪军招架不住，逃进隧道。此战毙伤俘敌10余人，除将粮食、弹药运走外，有关工程设施、设备、材料大都焚毁，停工两个多月。

6月19日夜，杨靖宇指挥1军教导队和2师一部，依然兵分三路，同时袭击通辑铁路的阳岔工程分区等多处工地，毙伤俘敌近百人，焚毁各种设施、设备、材料，使敌直接损失达20万日元，哀叹“6月19日是通辑线建设史上用血染红的最悲惨的日子”。

24日夜，又袭击了土口子隧道工程。

据伪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产匪の研究统计，哈尔滨铁路局管内铁路，1935年前9个月间，被“袭击车站、列车、汽车”15次，“阻碍运营、破坏线路设备”49次，“工作人员的死伤被绑架”24次，“和其他合计”126次，差不多两天即被袭击一次。

以上主要发生在哈尔滨绥芬河、拉法哈尔滨两条铁路线，主要为3军哈东时期所为。而从成高子颠覆军列开始，铁路就是重点袭击目标之一，抗联各军师团少有没袭击过铁路的，有的则将其视为家常便饭，成了拿手好戏。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1940年，2军总部警卫队30人，在代理政委姜信泰原文说是“队长姜信一”率领下，“1八月十八日第一次炸毁图佳线图们佳木斯铁桥虎林佛岭间铁桥。2八月二十五日炸毁图佳线铁桥追分弥荣间。3九月二十九日第三次炸毁图佳线铁路追分弥荣间，专门指向破坏铁路”。

在本书叙述的那个时代，铁路除了军事价值，是经济、交通命脉外，还是信息传播渠道，非常敏感的政治神经。今天这儿桥梁炸了，明天那儿铁轨扒了，或者火车、车站、守备队被袭击，三更半夜，电话铃动不动就催命般响起来，而且这消息顺着铁道线传得又快又远。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兵力不断增加，年底达3个师团。1932年翻番为6个师团，1933年至1936年保持5个师团，1937年7个，1938年9个，1939年11个，1940年12个。1941年夏“关特演”期间，兵力达70多万，号称百万。此外，还有独立守备队、国境守备队，以及其他兵种部队。

当年和今天，都有人谈到东北抗联牵制了关东军多少兵力。

据关东军参谋部统计，1936年，仅日军“讨伐”作战即达1890余次。如果每次出动按10至50人计算，配以大量伪军，这是个什么数字这一年并无“大讨伐”，10月在东边道开始的，又是所谓的“独立大讨伐”。就是说，这一年关东军的作战次数、出动兵力，不是最多的。

每年直接、间接用于“讨伐”的兵力是多少野副“大讨伐”，三江“特别大讨伐”，直接、间接投入兵力又是多少抗联各个时期牵制的关东军兵力，是不是应该这样计算像抗联究竟消灭了多少鬼子一样，今天我们要把这些数字搞得比较清楚，是不是很难，甚至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尽力避免孤注一掷和避免根本瓦解条件下，继续和日贼拼斗，始终不让日贼安枕席，或多或少总是能够尽其破坏牵制与扰害日贼，使之不能顺利无阻的侵略我内地。

1938年11月2日，周保中关于满洲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信中的这段话，应该说是比较贴切地道出了东北抗联在中国抗战，乃至在这场人类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抗联没有、也不可能组织发动大规模的战役，就是表演拿手好戏游击战。十几个人一伙，几十个人一队，偷袭、伏击，神出鬼没，遍地开花。有时也集中几百上千兵力攻打县城，打完了再化整为零，到处出击。这种战法难得一时的轰动效应，却能以数量积累质量，不断消耗侵略者的兵力、财力，“不让日贼安枕席”。

“必须死死的绊住日贼的手脚”，实际并未绊住，也不可能绊住。关东军最终并未北进苏联，那也不是抗联绊住的。抗联没有这样的实力，但它确实一直在绊着日贼的手脚。七七事变前在绊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绊着，那之后也在绊着。

关东军的“治安第一主义”持续了近10年光景，就是最实际最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