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省执委扩大会议，实际是对珠汤联席会议的一次反思。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而在会后8月8日的决议案中，这样写道：

虽然王康信未有把每一个斗争运动问题都详细的更具体的指示，但总的精神是正确的、积极的、前进的、斗争的。

虽然联席会议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我们不能够拿这些个别问题来反对整个联席会议的正确性，联席会无论如何，还未离开了国际中央政治路线，还不是小组织活动或是反党。而且当时“右”倾已成为严重危急的关头，站在国际中央总的政治路线，在反严重“右”倾危急的精神之下，在理论上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确定了正确的中心工作任务，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实际工作之中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和效果，是谁也不能否认。

会议选举张兰生为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魏长魁为组织部长，冯仲云为宣传部长。并决定调任张寿篯为3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为9军政治部主任。

从珠汤联席会议到省执委扩大会，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对待“集团部落”。

1936年7月，即珠汤联席会议前两个月，赵尚志率队西征巴彦、木兰回到汤原，在军部见到侯启刚时，忧心忡忡地道：

如果东北都像巴木那样归大屯，再经过两年，所有的游击运动都得失败。

1937年4月，中共道南特委常委陈翰章给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遍地的集团部落。

“集团部落”最初在东满出现时，许多人不明白鬼子这是干什么。东满特委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称其为“集体农场”、“集体农庄”。在一个挺长的时间里，对于“集团部落”的危害，以及鬼子搞“集团部落”的规模、决心，各地相当多的党组织认识不清，估计不足，有的甚至认为“对我们反而有利”。理由是归屯将使农村经济破产，民众贫困化，越发激化社会矛盾，“预料甚至将达到不可能实现的地步”。

1936年初，饶河沟里200多户农民，曾向7军要枪，准备武装抗拒归屯。类似情形，各地都有。他们千里迢迢闯关东，那安家立身之地是自己选的，有的已经居住了几代，几代人的家业且不说，就算家徒四壁，谁愿离开热乡热土即便躲胡子进城的有钱人，无论城里开着什么买卖、商号，那根也在乡下的土地和大院套里。至于像“猴头蘑”这样的土财主，无论有没有一罐罐大洋什么的，埋在屋里或宅院的什么地方，一把火就把房子烧了，几十垧、几百垧土地从此撂荒，他能不豁出命来跟日本子拼命

而对于抗联来说，沟沟岔岔，山里山外，那些零散人家都归到大屯去了，与群众隔离了，没吃的，没住的，怎么办打地主的大院套就够难打的了，那也就是高墙、炮楼，而“集团部落”则像座小城池，墙外还有壕沟、铁丝网，除伪自卫团外，还有伪警察、伪军，有的还有鬼子。桦川县太平川部落，驻守一个中队鬼子，许多县城都没这么多鬼子。未等枪响，警备电话打过去了，敌人就沿着警备道赶来增援了。况且，总攻坚打硬，你有多少本钱这还叫游击队、游击战吗

1937年6月11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传达995号命令的会议上，说：“这样的集团部落是匪贼最害怕的，因此他们一定要进行破坏。”

“吉特信”、“中代信”却指示不要公开反对大屯，要让群众去大屯，指望能在大屯里进行合法的半合法的斗争。

后面将会写到，有成功的例子，但这只能是极个别的。

部落大门，每天定时关启。出部落要“挂号”有的地区叫“挂条”，有登记、报告、请假等多种意思，来客人要“挂号”，串亲戚要“挂号”，不“挂号”就会被视为“通匪”。来客人得有“居留证”，串亲戚还得办个“行路证”。上山打柴，下河打鱼，都得有证，连到河边挑水也得有个火印木牌。人的思想、行为，是不能不受环境影响的。打猎、伐木、采集山货等，在山里从事这些比农耕获利更大的营生，就不能不与各色武装打交道，并与之保持一种友好关系。而且，在山里帮助抗联，除了野兽，没人知道。老屯子各家那点事儿，甚至祖宗三代都透亮的。这回十几个、几十个屯子拼成个部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到处都是新面孔，谁知道谁和谁什么关系谁是暗探、告密者一些地方干脆贴上纸条“莫谈国事”。而原来的地方党几乎都是公开的，一旦需要转入地下，已经全无“地下”可言，又如何能进入部落做秘密工作

1937年8月28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信中说：

中央关于拼大屯的策略的单纯的指示，使我们很少经过斗争锻炼的同志，“摸瞎”二年之久，始终无更正确的有效的办法回答群众的迫切要求。

赵尚志认为，像游击战不能解决战争最终的胜负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全面阻止“集团部落”的建设，因为敌我的力量摆在那儿。但是，在力所能及的地区，必须打击它、破坏它、迟滞它。能迟滞多长时间就迟滞多长时间，多一天就多一天主动权。希图在大屯内开展合法的半合法的斗争是不现实的，劝群众归大屯更是错误的，正中敌人下怀。

有老人说，赵尚志平时手里总爱拿根小棍，一根两尺来长的水曲柳棍子。别人发言，他坐在座位上听，他讲话时坐着的工夫就不多了。讲着讲着就坐不住了，在屋里地上边走边讲，讲到激动处，小棍在手里拍打着、挥舞着，一只眼里迸射着逼人的光芒。他知道劝群众归大屯对抗联意味着什么，他着急上火呀。

有老人说：赵尚志那嘴茬子厉害呀，几个人绑一块儿也说不过他。

问题在于他说得对不对

“吉特信”和“中代信”，无论在宏观上有多少正确性、指导性，劝群众归大屯都是块致命的硬伤。

省执委扩大会上另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是1936年10月2日的中央代表团：中央新政治路线中提出的“不要把抗日、反满并提”。

对于“王康信”中把对伪军和地主武装的兵运工作，提到“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赵尚志就持不同意见，这“抗日反满不并提”显然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1936年11月15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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