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牡丹江与李福林同志会见，谈话的结果，才详细知道你们与中央断绝了直接相互的联系一年之久。同时，读了北满临时省委决议案内着重提出组织紊乱、路线分歧等字样，我们这都没有什么，不过是你们和中央关系隔阂，有些疑点，无处去质问。同时，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及关于统一战线新材料，你们没有得到，路线之运用，还墨守旧规这两点而已。

尽管有误会，这时都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挺平和。

书信往来是一种交流、沟通，但有些话是当面才能谈得开的。书信有局限不说，有时片言只语，还可能加深误会。可是，率军远征的赵尚志不可能南来，张寿篯、冯仲云与周保中也相隔几百里。周保中与于化南北上去见赵尚志、冯仲云，也因同样的原因，吉东那边一摊子事也不能耽搁太久，而不得不中途返回，“紧要迫切”的会见也就难以实现。

接下来的书信往来，就成了笔墨官司。

2月12日，于化南以“站在吉东党资格”，致信北满临时省委和3军、6军领导，比较系统地批评了珠汤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中的一些问题，“如果认为王、康是右倾，那么国际和中共中央也是右倾的，这样能说得通吗”指出北满党军是“曲解王康信内保存实力避免干部牺牲为退守策略”。

3月2日，即冰趟子大捷的前5天，xxx笔者将姓名隐去给珠河、汤原中心县委转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认为联席会议“毫无根据在组织上否认中央驻东北代表来信是错误的”，“实际上组织关系并不混乱，是你们自己小资产阶级神经过敏无端生疑”，“我坚决要北满临时委员会彻底猛醒”。

不久，北满临时省委接到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文件。这回不用猜谜了，冯仲云等人感到批评“王康信”在组织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开始转变态度。但仍坚持认为“吉特信”、“中代信”“在王康信了解上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在具体工作的指示上因为不了解与北满实际的情形，过分的肯定而有许多毛病和错误。正因这样，吉特个别的同志更扩大了这一右倾错误，而犯了更多和严重的错误”

之后，表面上看似乎没了误会，转而争论具体策略上的分歧，你说我右倾，我说你“左”倾，调门高起来了。

5月15日，周保中给王光宇的信中说：

我们吉东党不是不有错误，但是不符合于北满省委的指责，总之北满党之路线转变须要我们的援助。吉东自己的部分的“左”右倾，亦不能不彻底纠正。但是我们要了解北满是违反路线的错误，吉东是路线运用工作中的错误。

10天后，中共吉东省委给南满省委、道南特委、二军党委、二军二师党委的信中说：

北满及3军同志“一贯的左倾。其最大表现作成一九三六年十月的珠汤联席会议的决议，反国际反中央不可否认的中央对于组织联系及政治上领导有缺点”。

6月下旬，在北满、吉东间往来奔波了半年的交通员，终于有机会喘口气、歇歇脚了。

28日，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在帽儿山6军被服厂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是省委执委主席、联总司令、3军军长赵尚志，省委书记冯仲云，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兰生，省委常委、职工部长白水江，省委执委、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省委执委、珠河地方党代表魏长魁，汤原地方党代表杨xx，省委执委、3军1师政治部主任李熙山，6军军长戴鸿宾，6军4师师长吴玉光，6军秘书长黄吟秋，团省委书记黄成植。5军军长周保中作为吉东省委代表，应邀参加会议。会议记录为3军宣传科长于保合、6军宣传科长徐文彬。

这么多重量级人物凑到一起，实在不易，出个事更是了不得。所以，赵尚志事先精心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由3军9师师长于致远、政治部主任雷炎负责，率骑兵队在依兰至富锦公路一带活动，用以牵制敌军。第二道在汤旺河口及竹廉镇一带，3军、6军各派一个团沿线设卡、巡查。第三道就在会场周围，由3军司令部少年连负责警戒。10天左右的会议，与会及随行人员人踩马踏，密营附近草丛倒伏，脚印多多，已经无密可言，会后不久被服厂就搬迁了。

被服厂的木刻楞大房子，坐北朝南建在山坡上，一个平坦宽敞的院子，前面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河，周围绿树遮天。室内北面一铺大炕，南面一张乒乓球台大小的长方形木桌，是被服厂的工作台，现在成了会议桌。东侧自北向南依次坐着徐文彬、于保合、黄成植、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对面依次为杨xx、魏长魁、李熙山、张寿篯、张兰生、黄吟秋、白水江、吴玉光。没有间隔的厨房，外面的院子里、小河旁，厂长裴成春带领李在德、李敏等人淘米洗菜，全力以赴为会议服务，小心翼翼不要弄出声响。

冯仲云宣布开会，全体起立唱国际歌，然后向革命烈士静默3分钟，再向党旗三鞠躬，接着即开始大会发言。

赵尚志以省委执委主席资格，代表省委作了工作报告，冯仲云对工作报告作了补充发言。

在讨论路线问题时，围绕如何对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和“集团部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赵尚志挥师西进和远征归来途中，应该有交通员将某些信件送到他的手中，那也不能说对后方展开的这场论战有多么了解。但是，这一切对于他是无须费多少心思的。

赵尚志认为不能消极等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是敌我不分，劝群众归大屯，不让破坏归大屯，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割断了抗联和群众的联系。

周保中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尚志同志认识王、康信有右倾，因吉东、东满二、五军工作推测，王、康指示信仅从游击运动而未说到全般反日问题，王、康指示信中并未对民众暴动斗争未写出具体办法。如果上级指示信不能适合下级要求，而落于客观形势后，则工作必发生困难的问题。吉东、北满党因王、康信之不具体而曲解错误发生。”

周保中认为王明、康生是党中央代表，反对王、康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闹小派别的非组织活动。要尊重党的组织原则，执行王、康指示信，和无组织无纪律的非组织行为作斗争。

冯仲云犹豫再三，发言说王、康是代表中央的，不能反，错了也不能反。

张寿篯后来发言，说“抗日反满不并提”不是中央提出来的口号，我们不能执行，如果是党中央提出的，我们考虑执行。我同意周保中提出的组织原则问题，不能反对王、康指示信。

李熙山认为“抗日反满不并提”是错误的，与中央路线不一样，王、康不能代表中央。

gu903();吴玉光、魏长魁、黄成植、于保合、徐文彬等人，都同意赵尚志的意见。张兰生、白水江态度不明朗，基本上同意冯仲云、张寿篯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