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上奏的内容，宋彪就和蒋方震、舒方德、袁金铠三人一起商量，因为袁金铠这个人毕竟是秀才出身，又在官场混了几年，字句拿捏得都很巧妙，颇得满清官场的真谛，上奏的折文基本是以他想到的为主。

等蒋方震和舒方德出去办事，袁金铠又和宋彪道：“总督大人既无造反之意，又体察我们三省百姓，如果能长留三省总督之位，真是我们三省之民的福气啊。何况总督大人麾下兵精将广，日俄都不敢轻举妄动，实乃镇守三省的唯一人选，卑职和妻兄正是为此考虑，这才前来献策。赵尔巽赵大人虽然也非无能之辈，比之大人，实在不是我们想要留任的督抚大吏，何况此次多属于逼急之下的诬告，行径下作，确实不值得我等效力。只不过，我观大人身边良将虽多，却没有几个能通晓官场的幕僚，卑职不才，愿意辞去警务局提调一职，留在大人身边做幕僚。”

宋彪求之不得，赞道：“那真是很好啊，有你这样的精明人在我身边，以后我也要省心很多。给你说对了，我不通朝廷官场之事，这恐怕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我身边也真的没有这样的人才，如果你能多推荐一些人，那真是再好不过。”

袁金铠道：“卑职资历浅，认识的人多是未能及第的落魄人，少有精通官场之事的。我妻兄年纪虽长，但也算是精通此事的人，如果以后赵尔巽离开奉天，他必定愿意再在您身边效力。除他之外，辽阳警务局有一个叫王永江的文书，这个人其实是很有才能，很精明，只是未必精通官场之事。”

宋彪道：“这样，我在总督衙门设立一个秘书处，你来当这个秘书处的会办，多招揽一些合适的人才过来吧。”

袁金铠笑道：“大人如此信任卑职，卑职必当尽力。”

袁金铠这个人确实是有一定头脑，办新政未必拿手，搞这种阴谋角斗倒是行家，宋彪和他坐下来随意交谈了一段时间，愈感觉此人的特点就是精明，真论学识倒也一般。

有了新的对策，宋彪的反应是非常迅猛的，他心里明白自己吃亏在于得罪的人太多，日俄战争期间，大多数官员还是支持日本，而他的出现被很多官员深信是东北困局的原因，将其视作逆贼。

此外，宋彪年纪轻轻就凭借手中的强悍实力问鼎三省总督的宝座，这让诸多年过半百的老官员们情何以堪，如今抓到机会还不往死里攻打。

以前有人说过，清政府的这些官员单个都是精明狡诈的，一遇到就集体愚蠢，仿佛谁都不用考虑一个最为实在的问题如果真将宋彪逼反了，谁去平乱，东三省到底还要不要了

考虑这些，宋彪决定想办法扭转自己的名声。

清末民初，名声还是很重要的。

几经考虑，宋彪让舒方德执笔写了一篇名为黄种人之可能的文章，以辽阳会战为基础，讲了宋彪指挥俄军的一些事，包括东北新军的作战水平和成果，以此证明黄种人不论是智慧、身体都不输给外国洋人，只要掌握西方知识，再结合中西之学，融会贯通，黄种人更能胜过外国洋人。

这篇文章写好之后花了不少钱，直接电到上海，由舒方德的父亲舒高立找关系在申报等多家报纸上表，一经刊就引了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让宋彪在自己并不太好的名声上打了一场小翻身仗。

强行反清，在辽中县一带和清军正面决战的准备倒是继续在准备中，既然赵尔巽视死如归，宋彪也打算成全他，如果清政府真的犯浑，宋彪就只能提前掀起这场大革命。

大不了就来一次鱼死网破，打仗这种事对宋彪来说还不是家常便饭，更何况是打清军。

未完待续

第一百零九章奉天新军示威事件三

清政府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荒诞愚昧，至少在最后十年，清政府也积极在全国大力举办新政，建立各种新式学校，为后来人才济济的民国政府奠定了基础。

清政府也是有血性的，在辛亥革命之时，清政府还曾经派遣唯一的重巡洋舰在墨西哥西岸示威，迫使墨西哥政府就排华事件道歉。

在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选择局外中立是明智的选择。

在宋彪积蓄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后，又具备和俄国斡旋的条件时，清政府被迫任命他为东三省总督也是明智的，这不代表清政府就会将所有权利都交给宋彪，恰恰相反，清政府既任命他为东三省总督，又通过保留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位驻防将军控制着东三省的一切军政大权，因为三省驻防将军和东三省总督在管辖上正好是完全重叠。

奉天新军示威事件在本质上也是清政府的这种看似精明的安排导致的，而始作俑者就是慈禧太后，她早已习惯用这种伎俩驾驭百官，只是没想到宋彪和赵尔巽的反应都是如此激烈，完全摆出了一场死斗的态势。

袁金铠的那两招迅见效，在宋彪摆出就是要和赵尔巽争夺东三省总督实权，以求施行新政的强硬姿态后，攻击宋彪的官员反而有所减少，甚至有官员上奏要求严查赵尔巽。

就在这种激烈的争斗中，19o5年12月3日的这天下午。慈禧在宁寿宫召见了荫昌。她之所以要召见荫昌，正因为荫昌是极少数苛责赵尔巽的官员。

严格来说，荫昌甚至不算是官员，他只是准官员，身为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而已，好歹也有正三品的官衔。

宁寿宫在皇极殿的后面，自庚子新政之后，慈禧太后就常住在这里秉办新政，投其所好，各地总督巡抚也是马不停蹄地抓紧督办新政。只是一群旧人办新政的结果无非是表面荣光焕，内里都是败絮，各地巧借新政豪取强夺，巧立各种名目胡乱征税。百姓苦不堪言，如新政办理的最为热闹的四川，往年地丁税不过一两白银，19o2年之后却增加到6至8两，个别如合州等地甚至激增至143两。

最终，所谓被称之为庚子新政名臣的满人锡良，实际上也是四川铁路暴动的最终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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