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央宫，温室殿。

在宦者令王忠的引导下进入殿内后，贾谊严肃的整理了一番衣冠，便向御阶上的刘弘深深一拜。

“尚书令臣谊，参见陛下。”

正武元年冬十二月，时隔数月之久，尚书令贾谊，才第二次接到了刘弘地召见。

不过此时的贾谊，却并未因此而感到郁郁不喜——起码看上去，贾谊的精神状态还十分积极。

见自己将来的太子傅前来，刘弘只淡而一笑：“尚书令来了啊。”

稍一挥手，示意王忠赐座，等贾谊安坐于筵席之上，刘弘方将手中竹简放回案几之上。

“尚书令所奏之《陈政事疏》，朕阅之，所获者甚广。”

“便以此，朕方有推恩之策以行诸侯，尚书令功不可没啊~”

言罢，刘弘便不着痕迹的望向贾谊，观察着这位青年才俊的表情变化。

在原本的历史上，推恩令，是武帝一朝，出身纵横家的士子主父偃（yǎn）所提出；其中心思想，基本是从贾谊在文帝时期提出的《陈政事疏》中得来。

《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满篇七千余字，在后世被称为西汉第一雄文，属于贾谊最有名的几篇政治策论之一。

这一世，刘弘将主父偃的《推恩令》剽窃，并早于原本的历史数十年推出，但本质上，推恩令还是《陈政事疏》的升级版，或者说临摹板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弘施行推恩令，实际上是在抄贾谊的《陈政事疏》。

至于刘弘堂堂天子之身，为何要做这种‘剽窃臣子之智’的事，则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便是汉室的时代背景，是允许、甚至鼓励这种行为的：功劳归皇帝，黑锅归臣子。

在宇宙星辰、天地万物，都要遵照皇帝的意志运转的汉室，‘抢功劳’这种行为，是皇帝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之一。

且此时的刘弘登基不久，又尚年少；虽然对朝堂有了基本的掌控，但政治威望还约等于零。

说白了：此时的刘弘，需要用这么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政治功绩，来获得迫切需要的政治威望。

或许放在后世，这种思想很难理解，但在汉室，这却是稀松平常——汉天子，也是有业绩压力的！

毕竟汉室，还不是后世那个‘垂拱而治圣天子’的时代；作为汉室的皇帝，要想从外朝手中夺回权力，皇帝就必须做出一些成绩。

尤其是刘弘这样的少年天子，需要尽早证明：我已经有掌控权力，掌控政权的能力了。

只有证明自己过后，刘弘才能顺利地向‘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方向迈进。

外朝臣子中，那些忠心于政权的臣子也能安心；而那些不太愿意让渡权力的臣子，也将在刘弘证明自己过后，失去把权不放的借口。

其二，便是刘弘切实的考虑了：陈政事疏，或者说《治安策》，并没有推恩令那么完美。

《治安策》全文七千余字，通篇都在讨论诸侯王不敬长安、反复作乱，危害国家稳定的问题。

而对于诸侯王反复叛乱，《治安策》中给出的原因，也是直指问题核心。

——汉初异姓诸侯割据，韩信占据楚国，最为强大，所以就先反了；

——韩王信得到了匈奴的支持，觉得自己强大了，就反了；

——贯高借助了赵国‘四战之地’的有利地形，就起了反心；

——陈狶部队很精锐，就觉得自己能做一番大事，也反叛了；

——彭越被封到了梁国，认为自己很容易进入关中，也反叛了；

——黥布坐拥淮南之土数千里，时间长了，也就反了；

而卢绾势力最弱，所以在异姓诸侯王中，最后一个发动了叛乱。

在《治安策》中，贾谊还拿出一个正面例子，为自己的看法增加了可信度：长沙王受封弹丸之地，户不过二万五，故终未反而忠于汉室！

贾谊的这种看法，基本道透了汉初异姓诸侯，以及景帝一朝关东七国谋逆的本质：人心不足，蛇吞象。

更多的财富，让诸侯王认为自己足够强大，有能力跟长安掰掰手腕了！

时间一长，再有三两个臣子怂恿，诸侯王谋反，也就是必然的事。

贾谊在《治安策》中也说了：如果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等人做诸侯王，那他们也可能反叛；反观汉初诸侯，如果让韩信、彭越等人在最开始，就只获封为彻侯，那他们就不太可能造反了。

对此，刘弘也抱有同样的意见：要想从根源上杜绝诸侯王不臣，乃至于作乱之心，唯一的办法，就是削弱诸侯王。

只有诸侯国弱小到诸侯王一眼就能看出，自己的小胳膊小腿拗不过长安，诸侯割据的问题，才能彻底杜绝。

而相较于粗暴削夺诸侯封土的《削藩策》，无疑是更温和的《推恩令》更容易为诸侯所接受——不管怎么样，国土还都是自己家的嘛~

虽然被分给了儿子们，但总量没少。

这样一来，刘弘也能避免‘图谋诸侯土’的指控。

但贾谊在《治安策》中，为诸侯王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却非常简单粗暴：直接将诸侯国分裂为数部分，最大，也不能超过侯国的范围！

众所周知：汉室彻侯最高等级，也只到‘县侯’；其所属封土，顶多是一座城，加上周边土地

也就是说，按照贾谊在《治安策》中的说法，如果一个诸侯国有五十城，那就要分成五十个彻侯封国！

如果当代诸侯王只有五个儿子，那在这个诸侯王死后，就先从这五十个封国中拿出五块，给那五个儿子，剩下四十五块封国暂时由中央控制，等这五个儿子再生下儿子，再依次发放给他们的后代。

而《推恩令》中，与贾谊的想法所不同的是：诸侯薨而有三子，则分其国为三，三子各领一国；待此三者薨，再裂各自土。

虽然二者发展到最后的结果，都是诸侯国被分裂为一块块只一城、一县的弹丸之地，但这个被贾谊有意无意忽略的过程，却是这个政策之所以能被诸侯王接受的关键。

试问一个坐拥五十城的诸侯王，如何能接受自己死后，长子的封国只剩一城？

又试问哪个王太子，能接受父亲五十城的诸侯国，到自己手上就只剩下一城？

而这一点，就是主父偃比贾谊更为人称道的地方了：作为纵横家出身的官僚，主父偃对人心的了解，可谓相当透彻。

——且先不提贾谊的方式能否为诸侯王接受，光是其余空置封土‘暂时交由朝堂保管’这一点，就足以使得诸侯王连连摇头，说一句：此陛下欲谋吾家之土也！

别说诸侯王信不信了，就连刘弘自己，都很难在这个诱人的选项面前摇头。

即便刘弘把住节操，仗义的履行了诺言，真的将封土交到了诸侯王的子孙后代手中，但刘弘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后代，能在这个诱人的选项面前说no。

——眼皮一眨，那可就是小半个汉室疆域落入中央手中！

从这便能看出：提出陈政事疏时的贾谊，还是一个十分纯粹，且对人心险恶一无所知的理想主义者。

而作为一个水准线以上的皇帝，刘弘自然不可能认可贾谊的提议；在《推恩令》和《治安策》之间，刘弘只能选择更温和，且更容易为关东诸侯接受的前者。

因为《治安策》推行，很可能引来所有诸侯的不满；《推恩令》，则将得到大部分诸侯的认可。

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对于任何时代的君王来说，这都是至理名言。

至于刘弘最后一个考虑，则与第二个考虑原因相同：此时的贾谊，还是太过于青涩，太过于理想主义了···

在后世，有这么一个搞笑的说法：大明时期的秀才，顶多能对应后世的小学生；举人对应初中生，贡士对应高中生，进士对应大学生。

对这种说法，刘弘向来是嗤之以鼻。

gu903();——秀才对应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