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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兄，是不是你怂恿学生们去西北的？”胡适抱着讲义进北长的办公室的‘门’就说:“今天课堂上又少了几个学生。”

陈一枝笑笑:“我绝对没有！”

“不是最好。”胡适板着脸说:“学生就该读书！少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虽然不是我怂恿的，不过我支持他们。”陈一枝说:“王阳明说‘知行合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在北长的办公室里，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新青年》同仁们互相‘交’换眼神，一时不知道怎么化解。

沈尹默睁大眼睛，忽然问陈一枝：“这里有篇文章，大家快来看看，‘复王敬轩书’，这王敬轩是谁？”

“玄同呀！”

“那‘记者’是你么？”沈尹默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

“是半农呀！”这回，陈独秀注意地瞧了一眼沈尹默。

沈尹默惊喜地大笑起来。

“原来二位演了一台‘双簧戏’哈哈哈！”

周树人依然坐在屋角，独自‘抽’着烟。他望着洋洋得意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嘴角‘露’出了由衷的微笑。说心里话，他很为这些朋友打了一次大胜仗而高兴呢。

胡适的脸‘色’却有点僵，他不悦地问：“一定又是半农的主意？”

他对刘半农出言不逊也是事出有因。前不久刘半农曾在一位法国教授前大谈音韵，碰巧对方是位音韵学家。一反驳，洋相就出大了。胡适为此曾经笑话过他。

陈独秀大包大揽地说：“这样制造一些气氛，也未尝不可。”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展开之时，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1918年开始，《新青年》全部采用白话。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发表大量言论，以极其‘激’烈的态度和言辞把文言文的危害说得触目惊心，他们从不同角度，‘精’心论证和大声疾呼废除文言倡导白话是文化上的当务之急。

新文化闯将的对立面，也就是旧文化人物对此是怎样回应的呢？很意外，尽管胡适、陈一枝、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要废除的是在中国传承千年、作为传统文化载体和主干的文言文，当时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大家想象中的守旧派“痛心疾首”、“如丧考妣”的蜂窝被捅状况并没出现，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

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民国建立，尚新、求变、批判传统是文化界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不敢吭气；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力有足够信心，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

因此，当时尽管新派人物不遗余力“妖魔化”文言文，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对空挥拳，“废文言倡白话”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观点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影响。

沉寂冷清让新派人物大大着急，他们才想出了这么一个十分超前的创意：由钱玄同和刘半农演一出双簧，一个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另一个写驳斥的文章，在报上展开论战，以吸引社会注意。

如果江大帅在这里，一定会拍案叫绝的！

江大帅所在的那个时代盛行于媒体的“炒作”，在百年前，新派人物们就已经想到并成功使用了。

胡适见又是陈独秀自己的意思，今天本来闹得有点僵，也就不好多说，但想了想还是谈了点看法：“我觉得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的。”

刘半农有些不服地说：“我们还不是为了集中火力以林纾为活靶子，逗引林纾上阵反驳，改变我们的新派观点抛出后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响的尴尬局面。”

“怎么选的他？”有人问。

“之所以选中林纾来充当这个倒霉的角‘色’，就是因为林纾名头大呀！”钱玄同说。

刘半农补充道:“除了其翻译小说在中国青年读者中风行，更重要的是，他是出‘色’的古文家，他现在已出版《畏庐文集》、《左孟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畏庐续集》、《‘春’觉斋》、《左传撷华》、《论文讲义》、《文法讲义》、《文章流别》、《文学史》等术着作。在当今文化界，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林纾都可谓是头号古文大师树一个文言文上最牛的人为靶子来攻击，最能扩大‘废文言倡白话’的影响。”

“辜鸿铭的名气更大，古文造诣更深，更顽固。”

“你觉得辜鸿铭会出来应战吗？”

辜鸿铭是民国文化界有个铁杆守旧的名人。此公出生于马来亚，留学于德国，曾在北洋军界供职，妻子是日本人，因此有“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奇异经历。他‘精’通九种外语，所以尽管思想上顽固不化到宣扬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好的程度，还是被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学方针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到北大任教授。

他跟军政界的张勋一样被称为“怪物”，而且也同样一直拒不剪辩，拖着辫子大摇大摆，出入“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

以废除文言为核心的“文学革命论”一抛出，新文化阵营希望他暴跳如雷、奋起反驳，好在争论中扩大新派观点的影响。不料这个老怪物一点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他始终懒得撰文表态，只在课堂上随口挖苦白话文语法不通，说：什么“妓‘女’改良”？要把良改掉？要改良为娼啊！

所以，林纾被新文化阵营选为“头号敌人”，还在于其他老派人物对新文化的咄咄‘逼’人装聋作哑之时，他已有些回应，对“废文言”颇有微词。他又是最可能站出来代表旧阵营上阵的人。

胡适叹息一声，拿起《新青年》，指着一段文字说:“这骂得过分了吧？‘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样的言论有失公允？这不是人身攻击辱骂是什么？而且，批评名礼害人但不是要颠覆儒家学说，反对传统中的某些痼疾却不是要全盘反传统，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我实在想不通，在提倡文的同时，为什么一定要把文言斩尽杀绝？难道新文学的兴起，就意味着传统文学一文不值？”

“适之，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陈一枝忽然板起脸，目光忽然变得从未有过的严肃:“我记得当初在上海，江山和我说过，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在一些非常时期，就必须有一些非常的举措。否则，就不能奏效。就会贻误战机，成为千古罪人。辛亥革命的失败，今日民国的流毒，都是不够矫枉过正，革命不够彻底。今日文学革命，一样矫枉必须过正。传统文化绵延太久，根基太深，要予以革新，就必须把它的弊病强调到极端，让人触目惊心，这样才能为新文学的发展扫清道路。”

“江山竟然说出这样的金石之音。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钱玄同被陈一枝的这一席话刺‘激’的情绪特别亢奋，他扫视了众人一眼，突然提出了惊人的主张：“‘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不可不废孔学。‘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

这位音韵训估大家怎么啦？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呢！

周作人低声告诉兄长，“前不久钱玄同曾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提出：文章用标点，数字书写用阿拉伯数字，用公元纪年，书报杂志一律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的建议。今天更极端了，一传出去反响肯定不亚于刚才那则‘双簧戏’。”

周树人只是会意地点着头，嘴角挂着笑，什么也没说。

胡适刚刚被陈一枝呛声，钱玄同这一说，他又有点忍不住了，他扶了一下眼镜说：“我一下还难以完全赞成你的废汉文存汉语，用罗马字母书写的观点。但我主张在汉语和拼音字母之间，怕少不了有一个尝试白话文的环节。”

陈一枝又看了一眼胡适那股学究气，心情已经平复很多，这时候只是笑着对大家说：“适之是反对走极端的，总是要尽量与反对派‘刍议’些什么。”

胡适认真地站起来辩解道：“只要议论平心静气，反对有理有据，我们《新青年》都要欢迎。”

这是在说陈一枝刚刚‘激’动言论。

李寿昌一直在洗耳恭听，他正在翻阅一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他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感兴趣，任北大图书馆长后为北大图书馆购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他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也宽厚地对胡适开起了玩笑：“适之这样做，只怕反对派以为你是《新青年》中的异端，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呢。”

胡适苦笑着耸耸肩，摊开双手，一副绅士风度地说：“这不要紧，观点一致的人，见解还有先后快慢呢。”

……

西北，仲秋的阳光很好。

江大帅头戴一顶农民在山里劳作时戴的那种柳条草帽，奋力登上小山村脑畔山。

眼下这个极普通的偏僻山村周围，生长着一排排粗壮高大的左公柳。

这还是当年左宗棠征西，一路种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