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组建临时参议院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第一届国会张勋复辟前已由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解散，断无恢复之理，而新国会在仓促间无法产生；其次是第一届国会的组织章程等存在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修订。

在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帮助下，各省督军（西南各省除外）在1917年10月底均选派参议员到京。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在京开幕，原袁世凯的秘书、皖系政客王揖唐被选为正议长，而前清高官那彦图则被选为副议长。

临时参议院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对原先的国会组织法和两院选举法进行修改，换句话说，就是要把之前的参众两院的“八百罗汉”改为“五百大仙”，免得人多嘴杂，每次议事都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议，徒然浪费纳税人的钱。

经修改，原参议院的议员名额由274人减为168人，众议院的则由596减为408，相当于每一百万国民出一个代表。另外，参议员也不再由各省议会选出，而改组织地方选举会选举产生，避免各省督军从中干涉舞弊。

同时作为梁启超率领的研究系对国民党的反击，这一次的修改在财产、教育等方面提高了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以防止出身甚低的革命党从中捣乱。

虽然梁启超很排斥革命党，但是还是想搞好民主的。1918年2月下旬开始，除西南省份外，其他各省便开始组织第二次国会选举。这种全国性的选举，如果把前清资政院的选举也算进去的话，从1909年到1918年的十年间实际上搞了三次，中间那次即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这一次按理说应该有点经验了，而且还有梁启超这样的民主大神主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但这次选举的质量还是很差，进步不大。说白了，无论是资政院也好，第一届国会也罢，所谓“议员”，大多为各省督军府指派或者协调产生，真正的竞选是少之又少，而真正尊重选票并知道选票重要性的选民更是稀奇，而真正尊重民主的各省都督们更是稀奇。因此，梁启超指望这一次国会选举有明显的进步和改观，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梁启超依附于段祺瑞，幻想在军阀庇护下实行政治和社会的某些改良，使资产阶级获得一些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但是，封建军阀对资产阶级的任何改良主张都是不容许的。段祺瑞同袁世凯一样，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给这些改良派的名流以某种官职作为装饰品，而在利用价值消失之后，很快就将其抛弃。

“安福俱乐部幕后的真正老板并不是王揖唐和曾毓隽，而是徐树铮，王、曾不过是前台的马仔罢了。”卢少帅在江帮主面前卖弄着自己的了解道秘密。

江帮主虽然早就知道了，还是装作一副吃惊的样子问道：“那徐树铮有何等能耐，让这些自命不凡的‘政治家’们为皖系利益而上下奔走呢？”

“上次在天津带我父亲出席督军团会议的时候，我也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卢少帅一脸得瑟地说道：“对此，徐树铮一语道破天机。真他娘西皮的让我恍然大悟。”

“何解？”江帮主的湖南土话都蹦出来了。

“说出来了一文不值。”卢少帅越发的得瑟起来：“他说：我用金钱让他们做事，不担心他们不为我效劳。这些人所希望的无非是功名利禄，我将尽力满足其**，还怕他们不跟着我跑？”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江帮主想起来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的这句话。连江帮主也有“功名利禄，我所欲也”的时候。是人便有**，有**就容易受制于人，这世间有几个搞政治的能做到“无欲则刚”的地步？那些在官场上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倘若欲都没了，还搞什么政治？所谓“安福俱乐部”，它既没有党纲也没有章程，更没有统一的信仰体系，不过是一些亲皖系的政客集合，而且它的成员又不稳定，大都以投机为主，分分合合，有利则来，无利则去，实则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所以，往安福胡同里钻的人就跟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天性使然耳。说白了，就是一个‘利’字。

卢少帅忽然叹息一声：“谈大总统选举，那都是太遥远的事情，眼前迫在眉睫的出兵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卢家在上海滩是四面受敌，大家都为这块肥肉虎视眈眈，特别是直系，当初为了争夺上海督军的位置，差点就干起来了！我卢家镇守上海的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如今还得分兵去湖南参战，实在是强人所难。真要是分兵去湖南，我卢家在上海滩简直没法混下去了！”

江帮主故作困惑地说：“少帅何出此言？直系和皖系虽然在朝堂有分歧，但还没有到兵戎相见的时候，何况大帅本是上海滩名正言顺的都督，堂堂正正的第一把交椅，在上海滩你卢家理当说一不二，大帅还是段总理面前的大红人，支持段总理讨伐南军才派出的兵，这时候如果谁敢跟大帅抢上海滩，不就是跟段总理抢上海滩？段总理只怕也不会答应，如今段总理刚刚斗败冯大总统，他的威势如日中天，卢家一直有段总理弗罩，怎么就会混不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