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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帮主要求对新青年会的组织进行全面改革，将一个辩论性质的社团改造成一真正的政党。由于他们满足于一个偏右的小组，大多数委员均反对改革。他们不像江帮主那样能看清建党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建立新民主共和国革命的手段。

唯一叫江帮主意外的是李寿昌，这还没有到“五四”呀……

李寿昌早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就深受在中国流传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感染，为求索新的救国之途，他早于1913年冬去北京，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交谈，毅然加入中国社会党，并负责组建天津支部，为中国社会党评议员。

李寿昌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之后，应中国社会党邀，赴京城创办《法言报》，同时考察、观注中国时局的变迁。袁世凯当时疯狂地镇压京城的革命势力，强行解散社会党，并枪杀了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逮捕一切社会党人。李寿昌闻讯潜出京城，避居故里乐亭县祥云岛。

李寿昌为了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在《文豪》等文章中写下了不畏艰厄、矢志革命到底的雄心。

正当李寿昌大声疾呼“中士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欲“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之时，北洋法政学校举办人汤化龙、孙洪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欲在学校中挑选李寿昌等三名优秀的毕业生，送往日本留学。李寿昌历经深思熟虑，遂决定东渡求学，继续寻求拯救祖国的出路。他告别了年长的妻子和顽皮的儿女葆华和星华，在海河畔的码头登上东去的客轮，涉过大海，在日本横滨港登陆后，驱车直奔东京。

李寿昌在东京考取了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他住中国留学生青年会公馆，在留学生中结识了许多朋友，时常同他们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问题，探讨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于是，由李寿昌发起，成立了中华学会，学会既是学术组织，又是政治团体。他在日本读书之余，研究了不少主义、学说，但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深感所研究的主义、学说，不能解救中国于危厄之中。

自从20世纪初叶，日本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袖辛德秋水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开始研究、传播欧洲新起的马克思主义，并公然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理论武器。

李寿昌在国内参加中国社会党，已接触了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文虎的无政府主义，但他不相信无政府主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时，李寿昌已熟练地掌握了日、英两种文字，他出于强烈的求知欲望，从图书馆内借来了辛德秋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欧洲其他的社会主义书籍，利用业余时间，埋头攻读。

李寿昌又通过同学司徒复兴的介绍，认识了早稻田大学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河上村夫。河上村夫又是日本理论界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河上村夫热情地接待李寿昌。他握住李寿昌的手，兴致勃勃地说：“欢迎，欢迎！我真诚地欢迎中国第一个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来做客。”

河上村夫简单地询问了几句，已经知道李寿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不甚了了，需要给以启蒙式的帮助。当李寿昌把读《共产党宣言》记下的疑难问题，像连珠炮似的发出提问时，他又感到这位初次相识的中国留学生态度严谨，不是仅仅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崇尚空谈的书呆子，而是一位学以应用，时时、事事联系中国实际的人。

几经交谈，河上村夫教授喜欢上了这位中国留学生，他断定：李寿昌将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传播者。于是，便把自己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日文书籍送给李寿昌阅读。

李寿昌在日本读书之余，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知识、新主义。一年多以来，他在河上村夫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

河上村夫教授一直希望李寿昌回国后做一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并赠送给李寿昌一箱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争论因为李寿昌的歪楼，已经偏离江帮主改组新青年会的课题，歪楼严重。

林伯渠是站在李寿昌一边的；章士钊和李次山却反对；陈一枝一直没有表态；而瞿恩，他的意见从来都是无足轻重。

其实在新青年会里，他们都是思想界的大腕，各有各的哲学观，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李寿昌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章士钊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谁也不肯向对方靠拢一步。这样的争论是家常便饭，再平常不过了。

章士钊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派政论家。

在李次山说完，章士钊就站起来激昂道：“国家之职务，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一面在维持社会之秩序，以使人权自由之理与公安利国之道，互相调融而无罅漏……”

他既讲人权自由，又讲公安利国，好似比李寿昌的思想论点要全面些，其实不然。

李寿昌笑道：“‘公安利国’，本来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不言而喻的。士钊兄不过是画蛇添足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