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爵相云：我此来并无别意，是专为马嘉理一案前来请教。威妥玛确有错处，然彼于中国情势极熟，为中国亦办事不少，如此公然要求撤换，于面上实是过不去，总要想一妥善办法，彼此互商，免致有伤和好。”

“答云：我实在别无办法，盖威妥玛实是过于骄横，一意逼迫，中国忍无可忍，是以才出此策，已然无可更改。”

“德爵相云：不必如此决绝，我既奉旨与尊驾商办，公同酌议，定一办法，于两国都有益处，且此案早迟终须议结，我是为顾全两国和好大局起见，不得不一再相商。尊驾还请三思，不可错定主意。”

“答云：英国总以中国为不是，我国副使在贵国被害死，英国看得甚轻，朝议全无惋惜之意，看待中国人就如澳洲野番一般。”

“德爵相云：刘副使在我国被戕，我政府甚觉过意不去，所以特派大员前往查办，不为不慎重。”

“答云：贵国政府命苏格兰场场长等查办此案，何以先定凶手为中国人而案卷写明是折颈而亡，中国人断无此等力气，此便是轻视中国人之证据。案发已然数月，仍未见说法，而马嘉理一案，威妥玛则在津纠缠不休，又屡以兵势相迫，贵政府竟视而不见，我政府别无他法，只能如此。”

“德爵相云：英国向来办案总须结案后始能宣示，并非有意轻视贵国，如今事已到此地位，前话不必再提，总以设法了结为上，方见尊驾代国办事真心，不可徒争此等小节，转于正事无济。”

“答云：我何尝不想早日妥结，实是贵国久拖不决，滇案办理又大伤我国之心，事关重大，我不能预定，只能从总署之命办理。”

“德爵相云：尊驾是代国秉权大臣，此事自可由尊驾主持酌办，奏明本国，谅无不允，何必定要作此波折。若贵国再要重大各事，英国亦万难商允，岂不更为棘手此事日后终须尊驾与英国相商，何妨先与我妥为议办，以显尊驾力顾和好之心。若贵国接到尊驾奏报，或另派员来英商办，又要多费唇舌，转难收拾了。”

“答云：此事若不要我办，我亦甚愿。如今办了数月，全无头绪，本国官民及总署都说我办的是什么事，我所以灰心无颜再商了。只是总署要我如何，我便如何而已。”

“德爵相云：此案究竟如何办法，总合贵国与尊驾的意思。”

“答云：我亦不能预定，设使本国仍派我办，或听我如何商酌，均可了结，不致失和，固所甚愿，或以我所要为未足，再令我向贵国索要数事，必须办到，若办不到，即便撤回，那时就不免大决裂了。或所添要各条内，仍有稍可通融之处，令我与贵国酌商，总须候本国旨意，才能定见。此时无从预说。”

“德爵相云：尊驾与总署之意，如何了解，还请稍示一二，我好与首相酌商。”

“答云：总署之意，威妥玛必须去职，另换愿与中国交好之人前来。贵国远东水师提督从威妥玛之命，妄行恫吓，亦要追究。我国副使遇害，贵国政府当明白致歉，速缉凶徒，赔偿抚恤，款价比照昔年我钦使在法京遇刺前例。马嘉理遇害一事，中国亦愿同样办理，惩办凶手，赔偿抚恤。威妥玛所定之八条，须得明说全不做数。至于云南通商事，嗣两案俱结之后，可由贵国提请，邀列国公使共议。”

“德爵相闻言，默然许久，未答允或不允，即行告退，观其意甚是为难。盖此事大伤英国颜面，想是受国会议员弹劾及新闻纸舆情逼迫甚重，不好决断。余至今日，始服林鲲宇以报纸为戈矛之高明也。”

福州，船政衙署。

“林，你看到这个消息了吗”

林义哲正在和船政总工程师达士博一道研究关于新式装甲巡洋舰的设计，却见日意格手里举着一份报纸，笑呵呵的走了进来。

“什么消息”林义哲注意到日意格脸上的表情很是开心，象是猜到了什么，问道，“是和英国有关吗”

“您说的完全正确。”日意格笑着将一份法国报纸递到了林义哲的手中，“迪斯累利的政府垮台了。”

林义哲不动声色的接过报纸看了起来，报纸的头版用醒目的大字写着：“英国国会表决通过对政府不信任案，迪斯累利政府宣布垮台。”

林义哲看完标题，便知道他的计谋，到现在已然完全成功了。

只是让他有些没想到的是，内森将他的计划发扬光大，竟然导致了迪斯累利政府的倒台

而现在他已经明白，在他原来的历史知道当中，关于英国著名的首相格莱斯顿和罗特希尔德家族过从甚密的传闻，并不是空穴来风

格莱斯顿属于温和的托利党人，算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英国人，他1840年站在反对党的立场，反对帕麦斯顿发动侵华战争的外交政策。他在1845年加入了罗伯特皮尔内阁，任殖民地事务大臣和贸易大臣。支持皮尔政府在税收方面进行的自由主义改革。他主要插手修改关税的准备工作。通过修改关税，就1200种纳税商品来说,出口税取消了，原料和粮食的进口税降低了。1846年，他和皮尔不顾本党大多数的反对，联合辉格党以357票对104票取消了谷物法。他这一行动赢得了自由贸易派的赞扬，却触怒了纽卡斯尔公爵，剥夺了他在纽瓦克的议员资格。皮尔因宣布爱尔兰为戒严区遭到托利党的反对而辞职，格莱斯顿也随之退出政府。

1847年，格莱斯顿当选为牛津大学的议员，但是没有参加罗素的辉格党内阁18461852。他虽然表面上仍是一个托利党党员，在思想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50年冬到1851年春，他旅游意大利，探访两西西里王国首都那不勒斯监狱。在那里，他看到炮弹国王费迪南多二世残酷迫害18481849年民族解放斗争志士的野蛮行为，认为这一罪行违背了正义与公道，是对欧洲文明的污辱。回国后，发表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国事犯一事致阿伯丁伯爵的两封信，揭露和斥责那不勒斯政府虐待的暴行，因而在国内博得了好评，人们称他为“人民的威廉”，因而名声大噪。

1853年格莱斯顿进入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内阁，任财政大臣，1859年，他同一批主张自由贸易的托利党人脱党加入了辉格党，在帕默斯顿内阁中任财政大臣，力主英国参加克里米亚战争。自此到1874年期间，除了几段很短的时间以外，格莱斯顿一直担任英国政府的财政大臣。这一时期，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的资产阶级感觉自身势力稳固而选择了自由主义治国方法，经济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政治上标榜自由主义统治。格莱斯顿顺应潮流，竭力维护工业资本利益。在托利党反对派的重重阻力中，他力排万难，为资产阶级制定自由贸易预算方案，取消保护关税制度，同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签订通商条约，使英国资产阶级能够以实力雄厚的工业成功地击败了整个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者，夺取了世界工业霸权。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因而把格莱斯顿看作是自己利益最强有力的表达者。1867年，自由党两巨头之一的帕麦斯顿病死，另一领袖约翰罗素伯爵声明退出政治舞台隐居，格莱斯顿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拥立该党的领袖。

在18681874年间，格莱斯顿第一次领导自由党组织政府，进行了各项改革。针对英国的一切学校控制在教会手中和大部分学龄儿童得不到任何识字教育的情况，他在1870年实行国民教育改革，举办政府资助的非宗教的初等学校，为支持工业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而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同年实行文官制度改革，建立一个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要节约开支的廉价政府，以利于把更多的资金用来发展经济。18711872年，他又通过陆军改革，取消捐官，推行短期兵役制，创设监督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内政部等措施来加强军事官僚机器，使英国在建立欧洲大陆型的集权官僚制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格莱斯顿在首任内阁中，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最后完成了自十九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改造，使之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这一时期，正是他统治的黄金时代，为此，英国政府被欧洲各国统治者奉为典范。但1874年大选中，自由党政府在国内的威望下降。原来支持他的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在欧洲严重的经济危机袭击下，要求加强殖民掠夺。迪斯累利根据资产阶级这一需要，提出了“帝国主义”口号，把托利党改造成为能够满足贵族地主、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扩张野心的保守党。因此，格莱斯顿在这次选举中被迪斯累利的保守党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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