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林大人自己个儿进去罢。”刘诚印的声音将林义哲的思绪拉了回来，“我这边儿还有些老佛爷交待下来的事儿要办，就不进去了。”

林义哲注意到刘诚印说刚才这番话时，眼中似有忧伤之色闪过，象是要去做一件非常为难的事儿一般，不由得很是惊奇，但此时此刻，他是不方便多问的。

“刘大总管请便。”林义哲施礼道。

刘诚印躬身还礼，然后便急匆匆的带着人走了。这时李莲英从大殿内迎出，笑着冲林义哲点了点头，领着他进了大殿。

林义哲向慈禧太后行礼毕，他注意到醇亲王一直在含笑望着自己，便大体上猜到了今天的召见，是为的什么。

果然，慈禧太后在勉慰他几句之后，便直接向他公布了未来的海军衙门的人事任命。

听到自己成了“筹办海军事务大臣”，林义哲知道慈禧太后是在向自己兑现前些日子的承诺，在心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自己终于有机会，可以放开手脚的大干一番了

“林义哲，办海军的银子，我和七爷商量过了，在这日本人的赔款当中，给你拿一块儿出来。但现在款项未到，国库那里，一时间也拿不出太多的银子。而今西北战事又需饷甚急，海防这里也是处处用银子，你可有什么好的办法”慈禧太后问道。

“回皇太后的话，臣以为，海防用银，非借洋债不可。”林义哲说道。

“噢借洋债”醇亲王看着林义哲，显得有些惊讶，“林义哲，难道说，你办船政时，这造船的银子，也都是借的不成”

林义哲听了醇亲王的问话，不由得心中一凌。

“回王爷的话，船政用银，除去归于西征协饷之银，每月所剩者，仅够日常运转开销，造船是根本不够的。”林义哲答道，“然船政为国之重务，海防用船，不可就此停废，臣姑父沈葆桢是以多方筹措，请用船各省接济，又从闽省洋药税中抽银，臣又于海内外诸殷商处多方募集，得报效银以实船政，故能成此有数之船。周转困难之时，也于外国商行借了少许洋债，事后全部归还。此是权宜之计，臣也是思前想后，万不得已才如此的。”

这位醇亲王，光绪皇帝的亲爹，听说可是颇有些“清流”气息，今日头一次听他说话，便知端的

“原来如此，我说呢，这没有银子，也不能凭空的变出来这许多兵轮啊”醇亲王呵呵笑道，“这借了洋债么，也就借了，总是把船造出来了，还派上了大用场，现在想想，这船要是没造出来，这台湾弄不好也就丢了呢”

听到醇亲王的这番话，林义哲不由得在心里暗自感叹。

这人要说变，也是很快的啊

晚清时代，参与到中枢之中的四大王爷恭亲王、惇亲王、醇亲王、中，恭亲王为人最为周正严谨，这也源于他从28岁开始就挑起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担。恭亲王待人宽厚，这点连西方人都大为认可。这令他的周围凝聚了一批精英，在内忧外患中，支撑起了政府的运行。恭亲王自身崖岸高峻，洁身自好，既不似四哥咸丰皇帝那样“绯闻”不断，也不似后来的奕劻那样“丑闻”绵绵。

与聪明外露、果决刚毅的六哥恭亲王相比，排行老七的醇亲王似乎多了些“老气”，表现得更为低调、更为绵里藏针，也更为大智若愚。

在打倒肃顺等顾命大臣“八人帮”的“祺祥政变”中，醇亲王奕擐的功绩往往被掩盖在慈禧和恭亲王的光环背后：正是他带兵将肃顺和端华从热被窝中抓住，完成了政变中最艰难、最有风险、也是最为关键的任务。在之后的“叔嫂共和”体制中，他执掌首都卫戍部队的主力“神机营”长达30多年，实际上形成了恭亲王掌握外交、醇亲王掌握军事的基本格局。

大清帝国现在的这个“叔嫂共和”的特征是“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两制并存，“亲王辅政”是满清亲贵们能接受“垂帘听政”的条件和前提。而醇亲王不仅是皇叔，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这注定了他能被最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在慈禧眼中，这无疑也是对恭亲王的一种制衡，尽管他在恭亲王早期两次被慈禧修理的时候，都义愤填膺地站出来为六哥说话。

醇亲王在“出道”前，给世人的感觉相当地“左”，比较保守、排外。对恭亲王的改革，尤其“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他总是嗤之以鼻，建议太后“摈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甚至两次秘密上书，建议削弱恭亲王的权力。野史中说他“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毫无疑问，这样的互相监督，正是慈禧最希望看到的。

之前以高调的“极左”面貌出现的醇亲王，一旦主政，便令人惊愕地实现了大转身。在对外战略上，他几乎完全继承了此前所批判的恭亲王的“投降路线”，甚至走得更远，令海内外观察家们跌破眼镜。

对于自己当看客时的“极左”言论，挑上担子的醇亲王承认自己“尝持偏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但事实上，从醇亲王变脸之迅速和彻底来看，其之前的“极左”面貌，极有可能只是为了赢取“基本教义派”支持的一种手腕。在野的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而一旦亲自执政，为了儿子的江山社稷，他也就只能成为、或者还原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林义哲知道，大清帝国第一轮“改革开放”，历时三十多年。以“甲申易枢”为界，醇亲王主政的后十年，与恭亲王主政的前二十年相比，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没有被中止，而且在海军、铁路、电信等基础建设方面，得到了更为长足的进步，尤其在新疆和台湾先后建省，大大加强了对边疆省份的控制。外交方面，醇亲王也展现了与恭亲王一般的灵活身段，以至于后世的主流史学家们批判这位“爱国王爷”一挑起管理国家的重担，怎么就和乃兄一般软弱、一般“卖国”。这类似于恭亲王当年发动政变，处决了肃顺等人，却几乎完整地继承了肃顺的所有政策，尤其是重用曾国藩等汉臣的政策，将权力斗争与政策连贯有效地进行了区隔，不因人废事，更不因人废制。

更为吊诡的是，野史把恭亲王、醇亲王哥俩争权传得有鼻子有眼，实际上这哥俩时常聚会，并且共同感慨挑担累、挑这付看客多多的大清担子更累。或许，那种留在纸面的“争执”，只是“前人撒土、后人迷眼”罢了

“可这洋债，只怕是不那么好借的罢”慈禧太后皱了皱眉，说道，“洋人的钱，是不肯白借的，定是要有质押之物吧”

“回皇太后的话，借洋债并非全要质押之物，”林义哲答道，“洋人甚重信誉，若是有担保，洋债还是可以借到的。左宗棠所借洋款，便是以诸通商口岸之税务司为之担保，虽无质物，却济了大事。”

“左宗棠前例，正不知利弊如何，”慈禧太后说道，“仅这利息一项，所费甚是高昂。只怕不妥。”

听到慈禧太后流露出了对左宗棠借款西征的不满，林义哲心中暗暗佩服慈禧太后的眼里不揉沙子。

左宗棠率军西征时，一直吵嚷着要求朝廷给予解决他的财政和后勤问题的保证。由于在饱受战祸的陕西和甘肃两省，食品匮乏，物价腾贵。左宗棠声称：必须有三个月的粮饷在手，他的部队才能打大仗。不仅军火，甚至大量粮食也得从其他省份运入陕西和甘肃。左宗棠为了筹措给养，明确地要求北京同意从古以来历代王朝所通用的一个惯例：即以东南之资源，供西北之军需。是以1867年，清朝政府要求东南沿海五省对“西征饷项”每年助银342万两。这款项在清代财政上称为“协饷”，但只实行于这些省份已经征足北京或其他省份需要的各种捐助饷额之后。

左宗棠早在1867年就谋划促使各省提出满足其军事需要的定额。他要求并得到清朝政府批准从外国商号得到一次总付的贷款安排；这笔贷款由通商口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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