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东进入京师的刘锡鸿，可以说是郭嵩焘一手提拔、重用的，他对郭嵩焘应当是感恩戴德的，刻骨铭心的。郭嵩焘跑顺风时，他为之高兴；郭嵩焘走麦城时，他也替郭嵩焘难过过。他为郭嵩焘充当耳目，传递过许多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变过心。郭嵩焘几次离职还乡时，他也恨不得也随同前往，厮守在一起，接受郭嵩焘的教诲，甘愿为郭大人效犬马之劳。正如当年刘锡鸿同他病中的夫人说过的话：“有人知己，我定为犬马。”他那时认定郭嵩焘是知己，是以愿为郭嵩焘效犬马之劳。可这个“定”字难得解释为“终身”，而是个有变数的字眼儿，它可能只是三五年，七八年，周遭环境一改，各方情势有变，所“定”者也就随之而变了。这不是刘锡鸿一人如此，而是不少“老于世故”的人都如此。

当郭嵩焘从广东卸任，回到湘阴，在家赋闲时，刘锡鸿便观察起官场的兴衰之理来了。尽管他自己也算是“洋务派”出身，投入过团练工作的改革，支持巡抚大人郭嵩焘所采取的激烈改革措施，大奖那些一心为公的好父母官，严惩那些贪腐成性的旧式官僚。但到了京中，洋务派是顶了碓窝子唱戏人吃亏了戏不好看、费力不讨好这一事实，他已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能不衡量一下这当中的得失吗

事实上，就在郭嵩焘复出的前一年，一个渐变的过程便发生在了刘锡鸿的身上。

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锡鸿去到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李鸿藻的官邸。这可是当朝一品要员，炙手可热的顶尖极人物，了不得的李鸿藻是皇帝的老师，有一段时间甚至代替幼帝批过奏折，起草过上谕，可以说就是幼帝的影子。慈禧太后见了他也是“老师”、“师傅”的叫，百般尊敬，言听计从。尤其是清流言官们，奉李鸿藻为领袖，唯其马首是瞻。但李鸿藻自己却并不好把自己往哪个营垒里面摆。他对外一向是主战派，不轻言和让，但洋务派的一些措施他有一些也曾予以支持。但老佛爷的话对他来说又是至尊无上的，想得通想不通他都会绝对执行。他和另一位帝师翁同龢的持政理念相同，都不是那种可以分明往哪一个营垒里归队的重量级人物。他主掌过礼部、户部，当过都察院左都御史，授过工部尚书，有太子少保衔；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他也都任过，可以说没有他没当过的大官。

刘锡鸿去拜见这样一位如日中天的大员，自然是小心了又小心，准备了又准备，要求自己要有良好的表现，要显示出自己是有修养的大才，谈吐要非凡，气度要高洁，对朝廷内外的大事小事都能有出众的见地。要是问起自己的晋身之阶，他也会见机行事，或说或不说他与郭嵩焘的多年瓜葛。而且据他的了解，李鸿藻与郭嵩焘也并不算见外，他似乎无须忤逆郭公，出卖良心。

改换门庭为人犬马，也是个大学问啊

但刘锡鸿凭直觉，似乎又感觉到李鸿藻和郭嵩焘未必能走到一块儿去。

接下来和李鸿藻的接触，让他下了改换门庭的决心。

在同李鸿藻打了几次交道之后，刘锡鸿的“传统知识型言谈举止”起了一定的作用，李鸿藻似乎对他的印象很好，这让刘锡鸿敏锐地感觉到，李鸿藻也有“知己者”的特征，“有人知己，我定为之犬马”的刘氏人生观又在他脑子里活跃起来。原来他的“有人知己，我定为犬马”是不具有是非标准的，也就是说，谁“知己”，就“为谁犬马”

如今，主宰官场的大佬“知己”了，改换一下门庭，也没什么对不起郭大人的。反正郭大人还在赋闲，他也无法忠于老上司了。

而打那以后，李鸿藻府中，便多了一位愈走愈勤的门客刘锡鸿，直到他成为李鸿藻的亲信、心腹

可也就在这前后，因为朝廷需要懂洋务的人和日本交涉台湾问题，赋闲在家多年的郭嵩焘得以复出，来到京城，有消息当然李鸿藻是最直接的消息灵通人士说郭嵩焘将要在总理衙门任职，刘锡鸿得知之后，尽管感到有些为难，但还是立刻决定，和郭嵩焘重叙旧谊

第四百零四章释归

刘锡鸿熟知郭嵩焘的性情，了解郭嵩焘十分念旧情否则也不会对左宗棠背地里阴他的事一无所知，于是便主动登门拜望，每一次都不空手，备有这样那样的礼物，并将自己在京所闻不时的告诉郭嵩焘，暗示他还是郭嵩焘的“心腹”和“耳目”。果然郭嵩焘见他如往日一般勤来走动，十分高兴，仍然待他如先前一般无二。

“云生每次来，都给我带些礼物，真是太客气了。”郭嵩焘注意到刘锡鸿带来的礼盒，笑着说道，“不知这一次又是何物。”

“都是些寻常应用的东西。”刘锡鸿笑着从仆人手中拿过礼盒打开，取出了里面装着的东西：一个铜手炉、一副皮手褥、糕点一盒、书籍一部。

林义哲注意到那副皮手褥似是金丝猴皮所制，铜手炉也是方形带有提梁和镂空盖子以及精美雕刻的那种，一望便知出自刻铜名家之手，十分名贵，不由得暗暗佩服刘锡鸿下的功夫之深。

“京城冬日天寒，比不得南方，须当注意保暖才是。”刘锡鸿关切地对郭嵩焘说道，“这两样都是小物件，然却为御寒之必备，上次来郭公处，未见郭公有备，是以自作主张的给郭公置办了一些，还请郭公笑纳。”

“云生如此破费，真是叫我过意不去啊”郭嵩焘听得心里暖暖的，呵呵笑道。

“郭公客气了，这些小物事，不值一提。”刘锡鸿一边笑着，一边转头对林义哲说道，“不知林大人可有置备这北方的严寒，不比南方，须得加意小心才是。林大人若是没有，回头我便着人给林大人送来。”

“多谢云生兄挂念，呵呵，来时听得这北地严寒，已然有所置备。”林义哲微笑着答道。

刘锡鸿接着将带来的书匣取出，交给郭嵩焘，“此是徐松龛先生的瀛寰志略三刻本十卷，闻郭公欲观此书，故特为郭公购来。”

听到瀛寰志略的书名，林义哲的心中微微一动。

瀛寰志略是由清代名臣徐继畲所编纂。该书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全书共10卷，约145万字，内含插图42张。1844年徐继畲办理通商口岸厦门的对外开放，发现自己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此时他恰遇传教士雅裨理，得到了外国地图册等资料，开始钻研新课题。此后他广泛收集资料，精心撰述，反复修改，终于在1848年完成了这部高品质的地理学著作。

这部书中首先以地球为引子，介绍了东西半球的概况。之后以此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顺序依次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在介绍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欧洲文明时，摒弃了以往士大夫们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偏见，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书中附有大量插图，以及大量地图。除了关于大清国疆土的“皇清一统舆地全图”以及朝鲜，日本的地图以外，其它地图都是临摹欧洲人的地图所制。

除了风土人情的介绍，徐继畲对于西方政治制度也进行了介绍，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对于英国的议会制度，书中便有详尽的介绍。

瀛寰志略对外部知识的介绍，比魏源的海国图志更为详尽准确，也没有当时人惯常的附会臆测。它对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褒评，却又使用着旧观念。

尽管如此，徐继畲仍不愧为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他做到了真正从一个封闭的容器当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并能真正放下“上国”的架子，平静地看待另外一种文明，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之举。如若当时国人能以此为基础，稍稍进步，便可登堂入室，领略新风光。但当时这部煌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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