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辇校尉、太监及浩浩荡荡的仪仗队。请辇校尉达七百九十八名，苏拉一千六百二十八名，执役校尉一千三百六十二名。上述人等衣饰等项耗银约十五万两，黄金三百六十四两。置办赏赐物品等约三十多万两。
而如此巨额的花费，据记载并未从国库当中调拨，因而其来源问题，后世的史学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人认为，筹办这次“万寿庆典”所需经费，一部分应该是由“部库提拨”，也就是还是出自于户部，也就是国库，只不过换了名目。从部库提拨之款，来源可能有两项，一为从“边防经费”中提用一百万两，再为“铁路经费”中“腾挪”二百万两。另一部分应该是由“京外统筹”，所谓的京外统筹，也就是京内外臣工摊派的报效银两，达二百余万两。以上只是有据可查的现银，其他帐外的巧取豪夺，无法统计。据“历史学家”们估计，这场庆典共耗银一千多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岁入的六分之一，足以再装备一支“大清帝国海军”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次庆典的经费来源，并不是出自国库。有清一代，对于国库收入的记载，最为详尽，当时的国家收支，大体上是平衡的，每年的结余都不多，到了年底，国库若能有二百万两银子左右的结余，便已经是好年景了。如果这场庆典真的花费了一千万两银子的话，是国库万万所无法承受的。而且从户部的收支档案记载来看，并无关于庆典花费的任何记录，也就是说，这些花费，并不是出自于国库。也不可能出自于国库。而前论者所说的什么“边防经费”和“铁路经费”，并无此类开支项目，只是别有用心者的捕风捉影和虚妄之谈。
第三百九十七章借着园工修铁路
当时正值1874年年末，虽然大清帝国成功的击退了日本对台湾的入侵，但一向为所轻的东海小国日本竟然仅凭着几艘铁甲兵舰和几千使用西方武器的部队，竟敢窥伺疆土，对中国朝野的刺激可谓极大。而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刺激下，大清帝国很快开始了第一次海防大筹议，而之前一直为国内保守顽固势力所阻挠的铁路、电报、造船、采矿等一系列对发展至关重要的事业，也都得以借机兴办起来。
这些事业的兴办，从时间上说，正是在慈禧太后万寿庆典之后，何来从什么“边防经费”、“铁路经费”中“提用”、“腾挪”之说
实际的情况则是，因为台湾之役刚刚结束，军费开支浩大，为了节省开支起见，慈禧太后下令庆典尽量从简，是以在1874年的万寿庆典中，诸如“点景”、“修葺街面”等项，全都取消了，除修“天地一家春”耗银一百余万两为大宗之外，整个庆典的花费，据部分学者查阅清宫内务府档案详细考证，当在三百万两白银左右。
而这三百万两白银的来源，主要出自“京外统筹”，即各地官员及商民的“报效”。
根据内务府档案的记载，各省“报效”的数额如下：
直隶：20万两。
江苏：20万两。
江西：10万两。
安徽：20万两。
广东：20万两。
广西：20万两。
福建：10万两。
浙江：20万两。
四川：40万两。
湖北：20万两。
湖南：20万两。
云南：5万两。
贵州：5万两。
河南：5万两。
山东：5万两。
山西：10万两。
陕西：5万两。
甘肃：5万两。
东北各省将军：20万两。
此外还有：
台湾商民感恩报效银：4万两。
琉球王尚泰进献银：6万两。
雪域卫藏班禅进献银：10万两。
康藏众土司头人进献银合计：20万两。
山西殷商乔家乔世庸报效银：10万两。
湖州殷商席家席正甫报效银：10万两。
云南殷商王家王炽报效银：10万两。
海外殷商陈家陈廷轩报效银：10万两。
海外殷商潘家潘仕成报效银：10万两。
海外殷商卢家卢仲恒报效银：10万两。
以上合计：380万两。
这些“统筹”和“报效”，才是慈禧太后1874年万寿庆典的真正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为左宗棠倚重并向朝廷举荐表彰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没有给这一次的太后生日庆典出一分钱。
看到这长长的帐单，有人会问：花费这么多金钱，举办这样一场铺张浪费的庆典，有必要么把这些钱省下来，用于救济百姓，或者兴办实业，岂不是更好并由此得出结论：在日本刚刚入侵台湾未能得手之际就大搞特搞庆典，那么清王朝的覆灭，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也是独裁王朝不能逃避的轮回。
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
很多历史学家都这样认为，慈禧搞万寿庆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显示大清王朝“同治中兴”的光环，此前大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将近200多年，到19世纪下半叶，国力已经大不如前，尽管有像曾国藩、文祥、李鸿章这样的“中兴名臣”来维持，也是衰落之象尽显。
慈禧在中日甲戌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大搞生日庆典，不光是为了满足帝后们的文化娱乐需要。
在中国的社会中，逢旬寿时即满10年的生日往往比平常的来得隆重。即便是作为普通中国人而言，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因此论祝寿的规模与形式，超之过往恰恰也是属于情理之中。仅就慈禧作为皇太后而言，操办一次规模盛大并隆重的生日庆典活动是人之常情，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
gu903();而这样一场庆典，不但可以向国人显示国家的富足，也可向外国显示清王朝的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