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个庄敬之不置评论。
重点是倭人已经投降,有没有必要杀害其君臣有没有必要屠城还有他抢劫了倭国民间没有还有京观
无论如何,屠城与京观,都是残暴不仁的最好表现
要是倭人杀了我们十万百姓,你屠城和筑京观,可以讲得过去。
可是倭人明明没有伤害到我们什么,白江口之战是我们赢了,杀得他们更多。
双方之间,过往真的没有什么大仇恨。
就算有,倭人已经派过遣唐使来请罪
再有,做坏事的一个原则:“汝不可被人捉到”,现在人家苦主上门告状,连累朝廷,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有的事情是可做,不能说。
朝廷是缺钱,但不可能公开说:“哎,国库没钱了,我们去抢吧”
正能量得这么说:努力干活挣钱。
还得这么说:“宁可饿死,也不能当强盗”
朝廷不能鼓励百姓为了吃的去当强盗,否则不是鼓励造反吗。绝不能说:“我知道倭国有银子,所以我去打倭国”
我们去打倭国是要去讨伐不义倭国大王,现银矿是顺带的。
这朝廷行事,说通俗的是既要面子又要里子,说难听点是既做婊子,又立贞节牌坊。
面子是给百姓看的,里子是朝廷真心要的。
闹出了这么大件事情出来,必须有人负责任。
王孝杰有所耳闻韦晞东征之后想西征之事,在他看来,李唐得国已久,国家安靖,官员与百姓都安居乐业,不会有内乱,那么打仗必是对付外患。
东面是大海,倭国太菜了,南面是丛林,普通人也打不了,只有北面的突厥、奚、契丹需要对付,以及西征。
王孝杰是个武夫,只会打仗,他必须找个打仗地方。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任何江湖都有山头。
王孝杰多跟韦晞打仗,人家早将他归入了韦晞的山头,他很难改换山头。
西征就更不用说了,韦晞早有预谋,将西征之事视为他的禁脔,谁都抢不去
而且西征,除韦晞之外,谁都不知道要征什么。
今次为他背了黑锅,韦晞必定得承他的情,好在韦晞为人是顶顶好的,在军中出名:举个例子,他家收留了第一次大非川会战后唐军军人遗孤,一直照顾他们的家庭
还有不少的伤残军人,都得到了他家的照料和接济,有的直接成为他的家丁
名声是件好事,王孝杰不怕韦晞过河拆桥,遂为他背了黑锅,他准备纸笔,写下:“罪臣王孝杰诚惶诚恐”
他会写,另一个罪臣读得书少不会写,因此郭待举赤膊上阵,派了身边的记室秘书、心腹安元仁帮助史万写请罪折子。
写之前,安元仁得问顺史万一些事情,若他的理由过硬,则直接写上,胜在原汁原味,或更可打动朝廷。
问曰:“你为什么要杀倭国大王实际是天皇”
史万傲然答曰:“劳资最喜欢杀人,越是别人不敢杀、不屑杀的人,那些敌国的大王啊大臣啊还有小孩子老人妇女啊,劳资杀起来特别有劲儿”
听得安元仁汗都出来了,写曰:“倭王对我朝大不敬,口口声声称自己为天皇,臣想起天皇陛下对臣天高地厚之恩,激于义愤,上前杀之”高宗李治称天皇,武后称为天后,史万是应举猛士诏武考得官
问曰:“京观之事,有什么看法吗”
史万出人意料地答曰:“我们杀的人太多,大将军说管杀不管填,我们就用水泥筑京观,一座座矗在那里,风景挺好看的,嗯,阎师古那里画有,需要看不”
安元仁敬谢不敏,他深思了一下写道:“臣破倭京之后,倭人不服,多有袭击我军之事,使用忍者杀害我军将士,造成我军伤亡惨重,臣因袍泽情义,深恨之,故筑京观以恐吓倭人。”
问曰:“有没有请过佛铜像回营”
实质是抢,但不能这么直白,之所以这么问,盖因史万出了名,他把人家一尊大大的铜像扛起就走,端的是力气惊人,人家记下名字专门告他的状。
史万很老实回答:“有啊,扛回去,大将军说把它们回炉,成为铜锭,预备送回国内铸铜币,谁扛回去的就算是谁的,算是额外的赏赐。计算过重量,回国后钱,他的,火耗百分之十,运费百分之二十,郭省三后勤主管的心可真黑呵”
刘元仁:“”
然后他写道:“请佛像回营之事有之,臣诚心礼佛,请了许多佛像回营去参拜,因自家拜过的佛像不好送回去,带回国内,中途沉船,佛像统统掉海里去了”
史万一看就乐了:“这话对头,想来那些佛像不想离开倭国,所以看不开自沉了”
安元仁代史万写完请罪折子,史万看过后大为满意,轻轻地给了安元仁肩头一掌,对他讲道:“写得真好,回长安后我请你喝酒,东神酒和西海酒任你喝。”
可怜安元仁文人小身板给拍得吡牙咧嘴,心里有一万头野兽跑过,他暗想道:“我容易吗我将一头老虎写成一只兔子,我容易吗”
第五一二节唐家不卖马粪,却做强盗
韦晞也写了请罪的折子,大意是御下不严,监管不力等,避重就轻。
他说在倭国出现的种种不愉快的事情他有责任,请朝廷降罪,所有的罪责他一力但不要怪责那些为国立功的忠贞将士。
通份折子,泛是给人弹劾的不河蟹之事,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推得一干二净
郭待举则连写两份奏疏,一份是明的,冠冕堂皇,说他迎接王师凯旋而归,韦晞虽然立了大功,但他不自傲,听闻有人弹劾他,立即请罪,态度谦虚,整个军队都很低调极力为韦晞等开脱,反正是好话一筐筐。
另一份暗奏则告诉朝廷:我们财了
收获价值五百万贯的金银铜,明年起每年还有一百五十万贯的银子的收入
这可是真金白银
郭待举作为朝廷的户部尚书出身,知道银子得来是多么的不容易,以太宗皇帝某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来说:
全年财政收入为34o9万贯,听起来不少,且慢,其中租庸调为1631万贯,占了47
gu903();租庸调指是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的收入,不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