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更值得注意的，也是郭德宏没有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中国小地主所具有的革命性问题。换言之，中国的小地主包括许多富农因为多半力农致富，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对来自军阀官僚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当敏感，因而往往会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自己革命成功，转而把同样可能革命，甚至是已经投身革命的众多小地主一棍子打死，在这一点上，很难认为是适当的作法。

有关小地主革命性的问题，有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和说明。他在调查江西寻乌的情况时，就发现：因为小地主占着绝对大多数，政治上却受中地主阶层的统治，“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因而他们“接受新文化比哪一个阶级都要快要普及”，“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也表现得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因此他们中的激进者不少都成了。“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县委书记、钟锡红军营长、黄余贵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175

实际上，早期的党组织，包括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党政军组织当中，出身或成份是地主、富农者投身革命的人相当多。陈耀煌对鄂豫皖组织及苏区的研究，对此已有说明。176另以赣西南根据地为例，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177因而1930年反富农斗争开始后，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178大批开除一年后，党员干部当中仍有数十名地主和富农成份者。179也正是当年采取大批开除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出党的做法，促成了富田事变，造成了数以万计地方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惨死的历史悲剧。而事实上，正如戴向青所云，赣西南党组织和根据地，早期恰恰就是当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艰辛创立起来的，他们并非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180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940年代后半期，因为痛恨国民党的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官僚、将领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包括不少将领和较富有的地方人士，投身到组织的地下活动，乃至于武装斗争之中，帮助夺取和接管南方各省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了。然而，因为建国后在阶级问题上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南方各省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和武装部队，几乎统统因其阶级成份“严重不纯”，而长期受到怀疑。不少人还因此被打成“地主恶霸集团”或其他名目的“反革命组织”，遭遇开除党籍、判刑入狱，甚至是被杀的命运。。。

四川大调粮，在三年自然灾害

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声泪俱下，检讨还是不被通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说了话，他才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在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含泪传达中央决定，却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的调粮指示。

毫无疑问，他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赞扬，却失去了四川人民的信任。三年饥荒，四川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粮食的供应，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生的权利被剥夺，活的资本被耗尽。

他就是李井泉。

李井泉，江西临川人，一生追随革命，戎马半生：17岁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积极响应南昌起义；长征途中，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担任重要职务；抗日战争中，开赴内蒙古大青山，书写抗战奇迹；解放战争中，领导晋绥军民积极建设根据地，作出巨大贡献。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的解放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zd提出要李井泉协同贺龙参加解放西南的作战。1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率第十八兵团与刘、邓大军相配合，顺利解放了四川，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解放。从此，李井泉便与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缘分，悲喜交加，多了几分无奈，多了几分历史沉重。

四川初定，省委书记李井泉加强领导班子搞建设，兴修水利、狠抓农业促发展，关注少数民族保稳定，各项工作很得民心。四川人民看在眼中，明在心里，坚信这样一位从革命中一路走来的风云人物是有全心全意为四川人民服务的决心和信念的。可是，人总是社会的人，无论是谁都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而单独存活，四川的工作也一样，不能脱离全国的大环境而天马行空。

粮食告急四川成为“救命稻草”

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中国还是一穷二白，中国人民还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前辈，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绞尽脑汁，恨不得能马上超英赶美，带领全国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生活。一个“大跃进”，铺天盖地席卷了举国上下，全国人民沸腾了，劲头十足，信心冲天。然而，人们却没有料到，那一棵棵被砍倒的树木正在哭泣，那一缕缕大炼钢铁的青烟已经开始控诉，那一抹抹流下的汗水也正在抽泣，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呼唤着人们停下这疾风暴雨的脚步，好让头脑冷却下来。

大自然愤怒了。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使得全国人民处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线上。那些浮夸与虚假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连年丰收，每年都外调粮食支援全国。1959年3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井泉同意了中央的调粮决定，即1959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中央要从四川调出55亿斤到60亿斤粮食。仅1959这一年，四川的粮食库存被外调三分之二以上。“大跃进”浮夸的程度已经超出李井泉的想象，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犯下了对浮夸形势估计不足的错误。

形势急剧恶化。1959年，四川80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受灾严重的地区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粮食骤减60亿斤。四川省委不敢懈怠，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1960年，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经预感到，再多调一亿斤粮食必然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后果将不堪设想，遂向中央反映上半年调粮任务太重，要求中央相应核减外调任务。

然而，全国粮食告危，四川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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