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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征途 木林森444 2422 字 2023-10-06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张良自然都一清二楚,因此在这个时候也觉得一股无力感,想不到都到了这个时候,韩国世族还不忘玩弄权术。

战国七雄中,韩国是最喜欢玩弄权谋之术的国家,而韩国崇尚权谋之术,是从申不害变法开始。

韩国虽然是公认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之一,但在战国中期的时候,也曾称雄过一时。就在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的同时,韩昭侯公元前362年前333年在位也任用另一位法家学者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十五年之后,韩国大治,令天下诸候不敢相攻。

不过虽然同为法家学者,但申不害的变法內容和商鞅大不相同,原来在法家內部实际莡分为三个派别,分别为势治、法治、术治,只到后来韩非出现,将势、法、术三治合一,这才成为集法家之大成者。

商鞅属于法治派,主张求固国本,当以立法为先,臣民俱唯法是从,不过法令要因时而变,以增强国力为目标,并以发展农业,加强军事这两点为核心,因此法成则国势大张;而申不害是属于术治派,所谓术治,实际就是君主督察臣下的方法,也就是说,法令只是明面上的规则,是国家对百姓、官员行为的规范,而术则是君主暗中监视、考检臣下的有效手段,以加强君主的权力。

术治思想的产生,也是由这个时代复杂的社会斗争背景所决定的。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变,臣下弑君,酿成习气,加上世家宗族的势力庞大,因此国君往往有实无权,被臣下架空,如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氏,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世家宗族的势力庞大,会消耗国家的力量,甚致会出现改朝易代。

于是申不害认为,只有加强君主的权力,才能使国家强大,因此君主必然要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而君主要独断,要把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能大权旁落。但国君又不能事必躬亲,许多的具体工作都要交给臣下去做,这样一来,就势必要将一些权力授于臣下,这样就必须有一套督察臣下的方法。也就是申不害所说的术治。

“所谓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欲不见。去听、去视、去智、以示无为,藏于无事,乃无不知也。”

“独视者明,独听者聪,明而聪者,即可独断,而能独断者,当可王于天下也。”

意思是国君要用术来控制群臣,就要装做听不见,看不明的糊涂样孑,要隐藏好自己的,智慧,使臣下无法猜测到国君的喜好和意图,从而就无法讨好取巧国君,也就无法在国君面前隐瞒自己的思想。这样一来国君反而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了,如果国君做到了这一步,就可以可以做到独视,独听、独断了。

第四六一章术治之败下

申不害的术治思想后来经过韩非的改进之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尽管后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而法家学派也被视暴政、苛政的代表思想而无人再敢提及,但术治思想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臣下,维护自己统治的必学之术,也就是所谓的帝王之学。

一直到1513年,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写成君主论一书,其中许多观点和申不害有相似之处,如君主论中最著名的观点:君主必须俱有狮子的勇猛和狐狸的狡猾。几乎和申不害的观点几乎如出一撤。但君主论出现的时间要比申不害要晚了一千八百余年。这也说明中国的古老智慧,确实是博大精深的。

但申不害的术治思想最大的局限就在于,过份的重视了利用权术来加强君主的权力,而忽视了做为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基础是国力的强大,如果是在一个大统一的王朝也许还好一点,但在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如果自身的国力不强,那么就算君主能够将所有的权力都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仍然还是改变不了国家被灭亡的命运。

如果过份的强调术治,把术治当做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整个国家就难免陷入到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的局面,国家法制名存实亡,各种潜规责横行,人人工于心计,不走正道,专行偏峰,无人有心务实正干,而囯家的力量也在这样不断的内斗中消耗殆尽。

权谋虽然可以筑固君主的权力,但却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仍然是要以用正当手段,以法治为基础,术治只能够做为法治的一种辅助手段,因此商鞅对申不害的思想非常不屑,认为强国之本在于立法,富民强兵,以术治国,是舍本求末,必无大成。

韩国和秦国变法之后的不同发展命运,就很能说明问题,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在经过了短暂强盛之后,韩国却急速衰落,结果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之一,只能与燕国之流为伍。而秦国在经过商鞅变法之后,以赏励耕战为核心,逐步走向富强,成为七雄首强。

其实韩国也将这样这种国内的权谋运用到列国相争之中,长平之战的导火索,实际是始于秦国出兵进攻韩国的上党之地,而上党太守冯亭谋划决定利用赵国力量抗秦,于是把上党郡的十七座城池献给赵国。果然成功的引发了秦赵之间的一场大决战,结果秦国惨胜,赵国惨败,从而也决定了战国后期的大势。

后来韩国又将水工郑国送到秦国,说动秦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修建郑国渠,也就是所谓疲秦之计,结果秦国果然集倾国之力,花了十余年的时间,才修好郑国渠,也让韩国又苟延残喘了十余年。

这两次权谋使用得也不可谓不成功,但因为韩国自身的实力不足,又没有安下心来,全力发展自身国力的决心,结果虽然都为韩国嬴得了许多时间,都在韩国自身的内耗中白白ng废掉了,无法充份利用这两次权谋所创造的大好机会,使韩国重新强盛起来。

张良是韩国世族,当然对韩国的历史情况自然十分熟悉,只是没有想到,在现在这个时候,韩王成、段达、严累等人居然还不忘争权夺利。本来张良对恢复韩国充满了热情,但这时也不禁觉得心灰意冷,因此虽然大殿上吵成了一片,但张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样的争吵,自然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因此韩王成首先不奈烦了,于是一挥袖孑,转回到后宫去饮酒解闷,而众大臣见韩王成走了,也觉得没越,都纷纷散去。

但逃避并不是办法,就在第二天,段达也上一份表章到新郑,严厉的遣责严累扣压粮草,导致自己未能攻下堰城,要求韩王成严惩严累,并且十分含蓄的提出,如果韩王成不惩处严累,自己就决不会回兵。

严累自然不能接受段达的攻击,正要在韩王成面前为自己分辩,但就在这时,又有人来报告,新城己经被秦军攻破了。

这下韩国的君臣也真的着慌,毕竟新城一失,秦军就可以直接进攻新郑,而这时新郑的守军不足万人,根本无力抵挡秦军。因此有不少大臣也都沉不住气了,以李平为首,再向韩王成表示,一定要将严累严惩,才能够让段达尽快出兵,救援新郑。结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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