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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国难会议一连开了六天,参加会议的人员每天都在减少,搞到最后甚至都不足百人了。
整个会议期间,常凯申都没怎么出面。只有汪兆铭跳得最凶,从头到尾自弹自唱,对民主人士各种刁难和诘难,他似乎还非常享受这种风光。
民主人士没法在会议上寻求认同,于是纷纷转到场外,利用报刊杂志抨击国党的独裁统治。
国党当然也不示弱,中央委员张道藩在南京讲话时,倒打一耙说:“国难会员原有400多人,仅到100多人。内中份子复杂,红黄墨绿,无所不有……主张取消党治者,原皆系党派背景之政客,甚至为帝王军阀之走狗。彼等昔日摧残民治,现在根本无资格谈政治。”
张季鸾都没有通知周赫煊,就在《大公报》发表社论,言辞犀利地对张道藩的诬陷做出回应。
天津的《益世报》更厉害,直接指名道姓的骂汪兆铭是“政治骗子”,说他在野和在朝的表现判若两人——在野时自诩民主自由、为民谋利,再次主政之后却把自己说的话都当屁放了。
此时的情况是,普通民众、在野政客、社会名流、大资本家、报界传媒、文化学者……通通呼吁取消训政,实行民主宪政。
不说民主宪政可不可行,反正大家是受够了专制独裁,颇有些“天下苦秦久矣”的味道。
主要还是因为国党太烂了,把社会各界、方方面面全都得罪完,连当初支持常凯申的江浙财团,此时都恨不得中央政府早日倒台。
国难会议的最后一天,汪兆铭慷慨激昂的发表宣言,历数日本侵略东北与上海的罪行,表示非集中全国财力共作长期抗战无以图存。
当讨论到具体军事问题时,常凯申的人趁机提出议案,以“抗日”名义收拢地方军权,此提案“顺利”得到通过,表现出了参会人员的拳拳报国之心。
最后话题还是回到抗日上边,有人主张坚决抵抗,有人主张外交解决,也有人说应做两手准备。
“周先生,你开会好几天,怎么一言不发啊?”马寅初突然问。
众人纷纷看向周赫煊,周赫煊笑道:“没什么好说的,大家早日打道回府,都洗洗睡吧。”
林森这位弥勒佛不高兴道:“这是国难会议,大家在商讨救国方略,怎么会没什么好说的?说说,你也说说。”
周赫煊这才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日本现在还没来得及消化东北,日本内阁和军方矛盾严重,同时列强也在对日本政府施压,在这三方面的困境下,日本是无力全面侵华的。日军攻打上海,只不过是在转移国际国内的注意力而已,不出一两个月,日本必然答应列强调停,自行撤出淞沪地区。所以,这仗暂时打不起来,想想怎么谈判议和即可。”
汪兆铭惊喜道:“日本真会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