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经过10多年的努力，才由王振铎最终完成了地动仪从外形到内部运作原理的全部复原。我们从这个侧面足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机械制造和科技思想的成就。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在没有自动机械化的条件下，中国古代科学家把人力机械化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也使封建时代的中国受益千年，如果在近代，这种研究方式能够继续下去，谁说工业革命不会发生在中国呢

汉顺帝阳嘉二年，即公元133年，55岁的张衡不得不暂时告别他所钟爱的天文研究工作，黯然地踏上了赴河间国担任相国的路途。这一次的任命自然与宦官的陷害有关，汉顺帝时期，士大夫清流阶层与宦官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作为一个科学家，张衡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开山人物，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过是官场内部纷争的一颗小小的棋子。包括浑天仪的制作，在当时的背景下也绝不仅仅是科技原因，更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作为清流阶层的一员，驱逐宦官专政建立一个清明的政治世界，始终是张衡不二的理想。汉顺帝时期，宦官和外戚争夺权力的政变不断发生，作为官员的张衡自然走不出这样的迷局，汉顺帝曾问张衡，什么样的人是百姓痛恨的人。张衡直言回答说：“是那些互争权势，谋乱天下的人。”也正是这句话为他埋下了祸根。他忠直而勇敢，一如他勇敢探索科学真理的精神一样，他也在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探索治国救民的真理。张衡的离开不是个别的，与他调任相关联的，是同时期东汉一批清流士大夫阶层的外逐，这是一场宦官阶层对于士大夫阶级大规模的驱逐运动，这是集权的封建专制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悲剧命运遭谗言，放逐，再放逐。文人的理想与帝王的专制总是发生激烈的碰撞，这样的经历又给了张衡一种新的生活道路选择。从这一刻开始，他暂时放下了一个学者的身份，以一个清官的名义在遥远的河间重新实现自己的理想。

东汉中期是一个孕育着腐败和黑暗的时代，在这里用“孕育”一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帝国内部的危机已经暗流汹涌，另一方面，光武中兴留下的丰厚家产，仍然使国家维持着天下承平的虚假繁荣景象。在汉顺帝的时代，国家的人口和生产力水平都已经超过了西汉时期的最高水准，北方的鲜卑、匈奴等游牧民族也早已臣服在帝国的脚下，但是，西汉末年农民战争遗留下的地方豪强势力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东汉帝国的皇帝多是短命的婴儿，国家的政权由外戚和宦官轮流坐庄。严酷的现实与以张衡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家群体和科研成就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反比。这种微妙的大环境不能不使张衡深受影响，从根本上说，张衡首先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传统知识分子中的忠君信念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是其人生信条里的首要观念。他曾上书顺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要求皇帝“恩从上下，事依礼制”。他的所有的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为他政治的抱负增添筹码，但是科学毕竟是科学，政治毕竟是政治，任何先进的科技成果在黑暗的政治时代里，总是会失去它应有的效用。浑天仪对于农业生产和时令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现实的社会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真正的受益者却是张衡最痛恨的豪强势力，地动仪的发明是为了国家可以更快地做出应对地震等灾难的措施，减少受灾地区民众的苦难，但是在那个贪墨横行，上行下效的政治环境下，地动仪的科技成果却是为宦官阶层的贪污腐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这真是对历史发展的莫大讽刺。科技的应用往往是不以发明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诺贝尔发明的炸药被用于战争，曾使他痛苦无比。张衡的浑天仪和地动仪的发明，也无疑印证了这个悲剧，生在古中国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幸运，但是生在一个政治黑暗的中国，却是一个有济世救民理想的科学家最大的不幸。无间道上曾说，“往往都是事情改变人，人却改变不了事情”。张衡就是抱着要改变一些事情的雄心开始了他最后的悲情路程。他所赴任的河间国是东汉治下一个充满黑暗的王国，豪强势力盘根错节，河间王横行不法，百姓民不聊生。张衡用大无畏的勇气向这一切宣战，他接连惩治了23家勾结官府的地方豪强势力，他的足迹遍布河间国每一片山山水水，为苦难里的百姓平冤做主。这个时期的张衡，俨然是中国传统话本里的清官形象。然而清官毕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我相信在河间的那些年里，一定有许多父老乡亲拜伏在他的脚下，眼含热泪，口称青天，可是这对走下坡路的国家又有什么用呢张衡是幸运的，与几十年以后东汉党锢之祸的那些清流相比，他无疑幸福得多。虽然屡次遭受谗言，虽然屡次直言上书，但是汉顺帝相比之下还是宽仁的。可是对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来说，莫大的官位和荣耀都不是最终的追求目标，壮志得酬和青史留名才是毕生的愿望，后一个愿望张衡做到了，前一个却与现实差距很远。

在河间的3年里，张衡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汉赋的创作，虽然当时的东汉帝国远没有战国时楚国那样糟糕的境地，但是后人总是习惯将张衡的作品四愁诗与前代屈原的离骚相提并论，而这两个人物无论是性格还是命运，都在冥冥中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一样的君主昏庸，一样的放逐，一样的壮志难酬。不同的是，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张衡比屈原更懂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理，也更加的具有实干的精神，至少他给治下的百姓带来了一段幸福的日子。“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通”。这是张衡发自内心的声音，他比屈原多了一份胆怯和务实，他的命运也成为诸多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缩影。身为一个知识阶层，传统的道德理念总与严酷的现实发生冲突，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计较手段，为了最终的道德追求可以暂时的牺牲信仰。这是许多封建社会实干家的悲剧。“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美丽的诗句里道出了多少心酸与无奈。太多的梦想像晚秋的菊花一般随风而落，遇水而流，杜鹃声声的悲凉里，年迈的他纵有翱翔九天的壮志，却依然不得不面对退潮一样的悲情。

皇帝始终没有忘却这位夺天地造化的智者，纵然他已离开洛阳老远。顺帝永和三年，即公元138年，一场意外事故促成了张衡的回归，候风地动仪成功预测了发生在陇西的地震，这使皇帝重新思念起了这位智者的种种光辉。而此时的张衡却已垂垂老也，与两京赋中青春飞扬的豪情相比，他的归田赋更多的透露着消极与无奈。在皇帝招他归京不久，皇帝就颁发了诏书，允许宦官收养养子，所谓对张衡的重新起用，只不过是对士大夫阶层做的一次政治平衡而已。张衡终于明白，所谓政治的理想，治世为公的抱负，是比探索宇宙奥秘更为困难的事情，他可以掌握星空的旋转规律，预测地震的发生，但是政治的地震与皇帝喜怒的晴雨表，是他永远无法琢磨的。“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这是张衡经历了几十年宦海浮沉后发出的肺腑之语。归京一年后，在尚书职务上的张衡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他再也不必数星星了。同年四月初八，洛阳城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大地震，这是上苍对这位智者特殊的纪念吗

20世纪70年代，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小行星”。郭沫若曾赞颂他为“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我想这是对张衡最为精辟的评价了。这样的评价只能归中国人所独有，是欧洲的历史学家们永远都无法读解的。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张衡的“全面发展”，也是中国传统知识文化体系的一种另类体现。中国古代科学是一种以儒家为主的包容性学说。张衡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儒者，其次才是一位科学家。东汉时代，中国儒家思想还处于萌芽时期，八股等蒙昧的观念并未成为文化的主流。诗词歌赋与自然科学也并非完全的抵触和矛盾，相反是一个不断吸纳的过程。我们总说中国古代科学只有技术没有理论，但是事实上，大多数的中国古代科学家都同样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儒学的造诣，大多数的科学家也同样没有把科学作为终生的追求，却在无意之中成就了科学家的命运。所谓的死读书，读死书，是封建时代发展到清朝时期特有的产物，并非是儒家本身的观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衡的“全面发展”并非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而是存在于许多中国古代科学家身上的精神本质，更是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思想本质。自由和创新的精神曾与儒家的思想道德观念一样，深刻的化入我们的血脉之中。

第二十三章班超怎样经略西域

如果说西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战争是反击匈奴，那么东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战争，就是班超拓通西域。沿着前辈张骞的道路走向西域的班超，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比张骞更伟大的人，因为张骞拓展西域的行动，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汉武帝全力的支持，特别是在他经过10年沉浮归汉后，汉帝国为他的再入西域行动，提供了绝对的支持和物资保障。西域各国归附汉朝的结局，既来自于张骞个人的外交努力，也来自于汉帝国全力的支持，特别是经济、军事实力方面的支持。

比起张骞来，班超就寒碜多了，相比于汉武帝时代的锐意开拓，东汉时代极少主动拓展疆土的君王。早期的君王大多崇尚文治，倡导与民休息，而后期的君王多是幼儿，连事儿都不懂，又谈何雄才大略。东汉时期，儒学已经成为主流，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减少对外的战争扩张，保境安民，因此所谓的拓展西域，恢复版图，在儒生们眼里，是穷兵黩武，虚耗国力。作为继张骞之后再次走进西域的拓荒者，从始至终，班超都面临着两难的局面，一面是中央政府摇摆不定的态度，一面是西域大地错综复杂的关系，强大的北匈奴骑兵。而自己除了汉朝使者的名分，几乎一无所有，很多时候他都是在孤军奋战。然而他努力的结局，却是西域大地再次归属中国版图，是北匈奴狼狈西逃，从此再不敢兵犯中原，使丝绸之路再次畅通，不但延伸到了波斯湾，更跨过地中海的屏障，第一次为中国和欧洲建立了直接的往来。建立不亚于张骞功业的班超，更像一个孤单的英雄，就像抗战时期那首著名的军歌所唱：“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摧战云。”

且让我们看一看这位孤胆英雄的风姿，看一看这个人，与这条丝绸之路之间的奇迹。

一

说班超拓展西域，不得不先说下东汉建国后的对外政策。王莽篡汉之后，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采取扩张政策，导致本与汉朝和好的南匈奴内部，反汉势力再度抬头，与中原政权相互征战不断，一直到了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期，匈奴依然与新建立的东汉王朝发动战争，在北方扶植卢芳政权对抗汉朝，并不断出兵南下攻掠。汉光武帝对匈奴以和平为主，不断派使者通好，但收效甚微，直到公元48年匈奴再度分裂，汉朝抓住机会，与南匈奴媾和，双方这才实现了和平。西迁的北匈奴，盘踞在西域地区，驱逐汉朝驻军，奴役西域各国，原本属于汉朝治下的西域各诸侯国，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向汉朝传达信息，希望汉朝能够出兵西域，恢复对西域的统治，驱逐匈奴势力。但是国家百废待兴下，这个要求汉王朝自然无力答应。汉王朝随即关闭了从河西进入西域的玉门关，告之西域国家可以选择投奔匈奴，就这样，自西汉中后期开始归附中国版图的西域大地，被东汉王朝无奈地丢弃了。

但这无奈地丢弃，东汉王朝是不甘心的，而且丢弃的结果，并没有换来北方的和平。此时盘踞西域的北匈奴，依然具有强大的实力，在东汉王朝占有西域后，他们不断以西域为据点，肆意南下骚扰。幸运的是，这时期他们对北方汉地难有威胁，侵扰的重点，依然是河西走廊地区。这时期镇守河西的，是窦融的窦氏家族，匈奴对河西的侵扰，多半被击退。为了防备北匈奴，东汉王朝只有全力扶植南匈奴。这时期北匈奴实力日强，南匈奴日遭排挤，东汉开始允许南匈奴南下至汉地居住，并且每年提供大量粮食，将其作为防范北匈奴的屏障。对北匈奴，东汉王朝则坚持一个政策：打被东汉击败后，匈奴的漠北故地被乌桓、鲜卑等新兴部落的挤占，其主要的势力范围，集中在今天的西蒙古以及西域地区。汉匈双方的主战场，也就变成了河西走廊。在后来汉朝反击匈奴以及开发西域的战争里，河西走廊都成为了重要的跳板。

东汉在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后，到了汉明帝刘庄在位时期，国力日益增强，解决北匈奴这个边患，就提上了日程。公元73年，汉明帝终于决定发动对北匈奴的侵略战争，与西汉时代相似的是，担任这个任务的也是外戚，且是外戚窦家集团的翘楚大将军窦固。这位窦固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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