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匈“和亲”后，按照历史书上普遍的说法，就是汉匈双方维持了60年的和平。事实是，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的这半个多世纪里，汉匈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停止。

如果说白登之战前的匈奴，对西汉的主要政策是打劫，那么白登之战至汉武帝反击战打响前的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国策只有一个讹诈。

所谓的讹诈，就是利用各种方式，主要是武力恐吓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方式，向西汉王朝不断地狮子大开口，索取金银财物。其胃口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狠毒，做派越来越嚣张。

就在汉匈双方“和亲”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97年冬，匈奴就再次发难。趁着代地守将陈稀造反的机会，匈奴人趁火打劫，攻掠河北、山西等地，逼得重病中的刘邦，不得不再次以老迈之躯御驾亲征。为了防止白登之围的重演，汉帝国不得不忍气吞声，在出征前派使节至匈奴，送上大量财物，请匈奴在此战中“保持中立”，得了好处的匈奴，也就“见好就收”。平定代地之乱后的刘邦，痛感于北方边患的沉重，在归乡巡视时，悲怆地唱起了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但匈奴人却不管刘邦有多伤心，见机会就要捞一票。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又造反，率领部下数千人投降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之后他主动担任向导，引匈奴骑兵攻略州县，做了“铁杆汉奸”。汉王朝曾多次出使匈奴，送上金银财宝，想请匈奴“引渡”卢绾，匈奴每次都是钱收了，不办事，最多就是承诺汉朝，约束卢绾的行为。一直到刘邦去世，匈奴对西汉边境的骚扰，几乎没有停止。但毕竟垂涎于“和亲”的巨大财富，匈奴大多数都是小打小闹，通常是几十几百骑兵在边境打劫后，再对汉朝说“误会”，大规模的战争并未爆发。

刘邦去世后，匈奴险些再次挑起战争。公元前192年，此时的汉王朝，刘邦已经去世，在位的皇帝是其子汉惠帝。大权掌握于太后吕雉之手。冒顿趁机写信给吕雉，信中赤裸裸地对大汉太后进行“性骚扰”，要吕雉嫁给他。如此奇耻大辱，激得汉朝君臣大怒，吕后的妹夫樊哙主动要求率兵10万横扫匈奴，满朝文武也是一片喊打喊杀。但中郎将季布冷静，嘲笑樊哙说：“当年你在白登山上，也没见多么威武，今天吹的什么牛。”作为一个冷静的政治家，吕雉也明白此时不是和匈奴开战的时候，事情的结果，是汉朝送上大量粮食财宝，外加几十名美女和吕后一封言辞卑微的书信。吕后的忍气吞声，效果是显著的，她把持大权的那些年，是西汉时期匈奴侵扰最少的几年。当然这不是因为匈奴善良，此时的冒顿单于也已到了晚年，进取之心大减，每年从汉朝多讹诈一些财富，用于享乐才是真。

汉匈边境战祸再起，是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即位之后。这时候的汉王朝刚刚经历了吕后之乱，国家政权还在初定之时，自然也是匈奴人眼中讹诈的最好时候。公元前177年，趁汉朝济北王反叛的机会，匈奴右贤王部再次发动进攻，这次的手段更酷烈，不但攻克了代郡，还杀害了代郡的地方官。这是汉匈“和亲”后从未有过的恶性事件。汉文帝对此的反应也出人意料的强硬。他立刻命令灌婴率领8万精锐赶赴边地迎战，见汉朝大军既出，匈奴火速撤走。事后汉文帝派使者“问责”，冒顿单于也不得不做出表面姿态，推脱说此事是右贤王擅自发动，并且假意惩戒了右贤王。这时候的西汉帝国，国力比汉高祖时期大为增强，但依然还以步兵战车为主，骑兵力量严重不足。和平，依然是无奈的选择。

匈奴的做法却日益猖狂，特别是在冒顿单于去世后，即位的老上单于年少气盛，此人的做派十分嚣张。比如和汉帝国的往来文书，在尺寸上都要大过汉帝国，以示压倒汉帝国之意。军事方面，老上单于几乎每年都发动进攻，从西北到东北，汉朝边境狼烟四起，边军疲于奔命。最严重的一次，是公元前166年，匈奴军队深入到陕西境内，前锋竟然抵达了西汉皇宫甘泉宫，汉帝国再次派兵征剿，一样是军队还没到前线，匈奴军就满载而归了。而公元前162年的那一次更过分。匈奴侵扰上谷、渔阳、云中三地，汉王朝调集13万大军开赴北方边地迎敌，但主帅周亚夫却太过谨慎，命令部下不能轻易和匈奴交手。结果，在汉朝十几万大军的眼皮底下，匈奴人烧杀抢掠1个月，才在汉军的“礼送”之下，得意洋洋地班师回朝。

到汉文帝去世，其子汉景帝即位后，匈奴的威胁依然有增无减。汉景帝在位期间，西汉帝国曾发生了大规模诸侯反叛事件七国之乱。匈奴此时在位的军臣单于，就曾与西汉诸侯吴王密谋，企图趁机南下夺取汉地。虽然权衡利弊下，军臣单于没有贸然行动，只是派重兵屯于汉朝边境做牵制，但西汉的北部精锐骑兵，也因此被牵制在北方边境，无法参加平叛战争，导致七国之乱持续数月。而七国之乱的平定，对于西汉帝国最大的意义是：中原诸侯与匈奴勾结的隐患被彻底消除，汉帝国从此可以集中充足的人力物力，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

就在汉匈之间“和亲”的67年里，汉朝通过隐忍的方式，维系与匈奴之间的和平，而从吕后开始至汉景帝的几代帝王，也把建设一支足够与匈奴对抗的强兵作为重点任务。从汉初开始，汉朝就实行马政，鼓励养马，更招募边地匈奴人到汉朝，为汉朝训练骑兵，以李广为代表的新一代骑兵将领也在崛起。到了汉景帝在位时，汉朝的边地骑兵已经初具规模，七国之乱的转折点，就是汉朝调数千北边骑兵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叛军。到了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基后，反击匈奴的时机已经日渐成熟。

但是，与军事问题相比，对于汉朝反击匈奴战争来说，更要命的却是“思想问题”。汉朝以“黄老学说”治国，奉行的是无为而治政策，放到外交问题上，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每次匈奴的讹诈，都尽可能地满足要求，匈奴的入侵，也大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尤其在汉武帝登基初期，大权掌握在祖母窦太皇太后手中，老太太本身不爱打仗，崇尚休养生息，根基不稳的汉武帝也只好忍气吞声。但汉朝国策的更张，已经从这时期的一些政策上露出端倪：汉武帝在宫廷里倡导射猎，带头习武。在登基后的第三年，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求和大月氏联合攻击匈奴，同时在西汉北军中设置“八校尉”，在皇宫内设置“羽林骑”，整编精锐

gu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