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