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付赤字的主要办法是调整税收,增加国债。
就通货膨胀而言,虽然gd增长率达到0踹,通货系数仍能控制在,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水平,但和过去几年一样,国家和地方基建投资依然是拉动gd增长的主要因素,对外出口则是gd增长的第一因素,房地产市场相比预期还是有过高估值的迹象,这主要是地方政府几乎都没有达到最初的预定目标,所有低保房、公租屋的建设工作全部拖后,而地方财政相比1999年,实际上是明显改善的。
2001年元旦之后,中央领导分兵四路到全国各地主要城市视察,对保障房建设故意拖延的地方领导一顿猛批,同时暂停几个保障房工作严重滞后的大城市的土地审批资格,淞州市和卫州市分别被暂停半年。
3月份的人大结束后,重新制定新的中央财政预算,物业增值税最终通过,中央领导开始针对土地价格进行专项治理,各地保障房建设被明显加快,淞州等地的房价明显开始松动。
这一次的整套物业增值税都是杨少宗在98年提出的基础框架,主要用于打击个人和机构对商品住房的投资需求,直接将整个投资需求打趴下,逼迫所有投机投资资本撤离商品住房投资转移向其他的领域。
此时,身为国研院的院长,杨少宗每个季度都要和中央领导集体做一次综合汇报,分析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发展的情况,提出新的建议。
2001年6月,杨少宗正式提出将机械áng、造船、冶金钢铁、电子电信、汽车、航空、制药、化工、能源等十四个行业作为国家重点扶持产业在每个领域集中推出15家国有控股的特大型集团公司,并且进一步开放民营资本市场全面介入各个领域,通过牌照授权经营的方式整顿国内资产和能源产业。
7月份,担任中央国企改革小组常务委员的杨少宗实际上被授权进行国有大企业的重组兼并,这是他第二次在国内从事这个领域的调控工作,上一次则是1993年。
从201年下半年开始,国内国营大企业的调整兼并明显加快,中石油、中石化进一步合并成中国国家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分出来部分产业通过市值沽售给神州石油、中海油、东方石油天然气公司。
中海油吸收了中石化半壁江山重组为中国海洋石油化工集团,神州石油吸收了3东方石油进一步兼并给神华集团,在国内重组出中国国家石油集团、中海石化集团、神州石油公司、神华集团四大公司。
中国国家石油集团公司在内地和美国上市,由摩根士丹利持股的中国金融投资公司负责承销其余三家由中旗集团负责在香港和内地上市。
通过国家矿业经营牌照授权法案的颁布和实施,中央将国有稀土资源的开采权集中在三家公司中,国有控股的占两家,股份制的神州矿业占一家。
在杨少宗的操控下,首钢、邯郸钢铁和中冶公司合并成新的中冶集团,对原有的债务进行剥离,利用首钢的壳资源上市宝钢、攀钢、本溪钢铁合并成新的宝钢集团公司,中铝和太原钢铁等较小的地方钢铁厂合并成新中铝集团公司。
自此国内形成神州钢铁、宝钢、中冶、中铝四大钢铁公司而中铝、中冶同时在铝产业位于较高的地位,贵铝位于其次。
通过对五大国有资产公司和各省资产管理公司的调整、协调国内的国营资本在年加速调整,不断采取io和借壳上市等方式实现股份化,中型国企则基本被大国企兼并,较为弱势的小国企主要通过竞拍出售。
在国家电力投资领域,国有资产重组为中国国家电力投资总公司、神华电力、光大电力、华润电力四大公司,原有问题较多的华能等公司和地方中型规模的电厂全部兼并到神华、光大、华润三家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领域全面对民营、外资开放,但一定要有电力经营牌照,国内开放三家给神州电力投资总公司、中华电力香港、长江电力长江实业和新世界能源联合控股。
实际上,国内电力领域投资主要是被七家公司占据,另外有17家有牌照的中小电力股份企业,这些企业在统一上市后,会逐步套现股份,如果要进入电力投资领域,必须通过这些中小电力股份企业的牌照渠道。
除了能源、资源、矿业、电力、电信、航空等比较特殊的产业,中央不对其他领域进行特殊的牌照授权经营,而是自行申报和审批,并无牌照数量限制。
国家在汽车产业全面开放,允许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全面涉足汽车领域,外资在华设立汽车及相关产业的控股权仍然不得超过50,中央控股的汽车集团公司重新整合,除一汽、淞汽、东汽、重汽外,其余汽车公司股权逐步放松。
在计算机领域,原国有控股企业依照市值实施转让,浪潮、长城开始实施股份化改革。
在造船áng、电气等各个领域,国家控股都在呈现着明显的集中趋势,在每个行业内,中央控股的企业都不超过四家,同时,这些企业又保持着巨无霸级的身段,省国资委则和中央国资委交叉持有这些企业的股份。
2001年国企的二次改革全面加快,中央五大资产公司管理的国家资本呈现越来越明显的集中趋势,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国家资产则越来越分化,地方国有资本很少在单独控制一家公司,而是在几十家,甚至数百家大企业中持有股权。
在这一年民营资本终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爆发,开始涌向各个行业。
中央最终取消了高速公路的产业化,而是选择集体征收燃油税,通过税收调节,由各省筹建高速公路建设,中央实施财政补贴。
杨少宗的建议很简单,一旦产业化,各省上的就没有边际,最后还是企业买单中央要调控,降低ci,一打击乱收费,企业就要破产,几万亿的银行贷款扎下去买单的还只能是央行。
关键的原因不是产业化问题,高速产业化在中国走不通,因为地方政府不会全听中央的指挥,大家都是干个四五年就走,谁在乎以后的烂帐是谁来承担。
任期长了有问题,任期短了不负责。
所以,中国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学美国,不要学台湾直接征收燃油税中央政府做规划,地方政府做到专款专用就行于其招收五百万的收费人员,不如加大力度清查交通系统的贪污腐败。
国家税收不足就发国债,居民储蓄率这么高,不发货债,不利用好这些资本,也是一种最大的资源浪费,通过发行大量的国债,还可以在另一个层面解决低利率的居民保值投资,增加金融市场的衍生交易。
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两次提名。
中央政府最终还是听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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