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静听到他说起曾珊,眼圈也有些红了,她偎到罗毅身边,幽幽地说:“其实,如果珊儿在就好了,她是跟你是最合适的,我和心雨同时退出,这样谁也不会说什么。”

“小静,我想好了,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我们都不要欺骗自己的感情。这样吧,等到打完仗,你,我,加上心雨,咱们离开中国,到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去生活,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你和心雨去吧,我的去留,要听组织上的。”袁静黯然神伤地说。

“罢了罢了,你的事以后再说。”罗毅连忙打岔,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讨论过多次而始终没有结果的问题了,他只能选择回避,“小静,不管怎么说,我肯定不会放弃心雨的。所以,我暂时不想入党。”

“可是,你是突击营的营长,你不入党,以后开党委会,你不能参加,这算怎么回事”袁静急了。

“这个问题,总有办法解决的。”罗毅不以为然地说。对于这个情况,华中局再次采取了变通的方法,特批罗毅有权利以非党员的身份参加突击营的党内会议。战争年代里,一切都是可以变通的。关于罗毅入党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了。

罗毅虽然不是党员,却在党的政治理论方面却是政委的家庭教师。袁静所以能够担任突击营的政委,只是因为她在突击营的时间较长,而且与罗毅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从政治水平上说,她远远比不上梁明辉、吴剑飞这类老政治工作者。罗毅自然能够看出这一点,为了确保突击营的政委一职未来不会落入其他人之手,也为了袁静未来能够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前途,罗毅这些年一直都在向袁静灌输政治理论知识,给她分析党的历史中存在的经验与教训。通过所有这些讲解,袁静的政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眼界开阔了,思想也更成熟了。

1942年的秋收季节来临了,身陷太平洋战争中的日军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大本营要求侵华日军务必从中国最大限度地征收粮食,用于支持战争的消耗。一场抢粮与护粮的斗争,在华北、华东、华中的各地展开了。

突击营得到新四军军部的命令,要求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破坏日军从黄州和咸宁地区征粮的行动。有更新及时

440征粮任务

咸宁，日军警备司令部里，警备司令渡边表情严肃地对自己的部下传达着命令：“诸位，我刚刚从军部开会回来，军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从本地征收4o万担粮食，押运到武汉。

帝国海军会负责从那里把它们运回日本本土。”

“4o万担”在座的日军指挥官们一下子炸了锅，“去年的任务不是只有2o万担吗，今年怎么翻了一倍了”“司令官，过去我们征收2o万担，已经是把当地中国百姓手里的余粮都征用了，留给他们的粮食仅够糊口。

如果这次要征收4o万担，就意味着要把中国百姓的口粮全部征走，估计会激起很大的反应的。”

说话的是临江据点的指挥官原山，他本是警备司令部的参谋，现在下放到下面的据点当指挥官去了。

对于咸宁地区的人口和资源情况，他了解得比较透彻，知道这个4o万担的指标高得有些离谱了。

渡边解释道：“诸位，目前帝国的经济十分困难，为了支持大东亚圣战，国内的青年男子都已经拿起枪走上了战场，国内只剩下妇女、孩子和老人，他们节衣缩食支持我们在前线打仗，但即使是这样，粮食也已经严重不足了。

华北地区这两年都是大旱，粮食减产严重，加上八路军的干扰，帝国在华北征粮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所以不得不加大我们华中地区的征粮任务。”

“可是，我们这里也很困难啊。”

说话的是山阳据点的新任指挥官江川次郎，“在我的山阳据点周围，全都是新四军的活动区域，甚至于民兵也很猖狂。

我们的士兵少于一个小队是不敢外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征粮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江川次郎说的情况，在整个咸宁地区都是普遍存在的。

他这样一说，其他的军官们也都叫起苦来：“岂止是外出啊，我们呆在据点里都不能保证安全，更不用说出去征粮了。”

“现在我们周边的中国百姓，连老太婆和小孩子都会开枪。”

“如果没有配合，我们连原来的征粮计划都完不成，再增加任务，我们只有剖腹自杀了。”

去年，突击营渡过长江，在咸宁开辟了新的战场，广泛地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突击营就展出了几千民兵，扫除了日军在各村镇建立的维持会等组织，建立起听从突击营指挥的抗日救国会，把咸宁周边变成了自己的游击根据地。

长沙战役之后，突击营继续在咸宁经营，不断地骚扰当地的日军，一些小的日军据点都被突击营拔掉了。

鉴于这种情况，渡边不得不收缩兵力，把小据点合并成大据点，每个据点里起码驻扎一个中队的日军，而且每个据点都修有坚固的炮楼，四周挖着壕沟，几乎像个乌龟壳一般。

日军缩在乌龟壳里，突击营倒也懒得去捣乱，毕竟要攻打这种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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