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本日莲宗的一名僧人，但是作为一名僧人，此人并不热衷于专研佛法普度世人，反而更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总是利用自己僧人身份为自己争取政治资本。

而川岛芳子正是看中了天崎启升的政治野心，准备利用此人制造出开战的借口来。

在见到了天崎启升之后，川岛芳子便亮明了身份，许诺给他一笔金钱，并且告诉他事成之后可以推荐他进入到陆军情报部门任职，是有军衔的

天崎启升本就是有莫大官瘾的家伙，一听说有官做有钱拿，而且还是欺负支那人这种让他“喜闻乐见”的活动，当即便满口答应了下来，不停说“为帝国效力那是贫僧的荣誉”

三友实业社毛巾厂位于引翔港北侧，位置和日资的东华毛巾厂相邻。在1919年之前。东华毛巾厂是家大厂，生产的铁锚牌毛巾几乎垄断了尚海市场。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是个小厂，生产的三角牌毛巾虽然也有一定销路，但远不能与铁锚牌相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9年，随着“抵制日货”的活动逐渐深入人心，这种活动逐渐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尚海市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爱用国货，商人们也经销国货，在这种大环境下，质优价廉的三角牌毛巾销售路日广。逐渐占领了尚海市场，并畅销各地，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正式在这种背景下逐步发展，到1931年已拥有2000多名工人。

“九一八”事变后，靠着反日而得到发展的三友实业社毛巾厂自然是支持抗日的，工人们抗日热情高涨，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工人抗日义勇军，有700多人参加。义勇军的队员们自费做了军装。每天都在在上班前操进行练。因此在尚海的日本商人和军政要员均把三友实业社视为眼中钉，用田中隆吉的话说就是“非常星星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

于是，川岛他们的行动目标便选定在了三友实业。

1932年1月18日下午4点，按照川岛芳子的吩咐，日莲宗僧人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带着他们的信徒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来到三友社毛巾厂附近四处乱逛，还不停透过工厂的木质栅栏围墙向内部窥探，最后更是发展到向工厂内部投掷石块的地步。

在如此挑衅之下早就被抗日宣传鼓动的热血沸腾的工人们哪里能够忍受，自然是冲了出来，不过此时的他们非常理智。知道这些日本僧人根本没有做什么严重的事情，如果动武的话将会引来巨大的麻烦，所以便只是准备将他们驱逐了事。

天崎启升他虽然爱钱也爱官，但是却更爱惜自己的小命，面对着气势汹汹的三友实业工人，也是知道暂避锋芒这个词的，并不打算把他们惹急弄出人命，当即便带着几人扭头逃离。

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几人走到半路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几个身穿三友实业工人服装的人拦住他们的去路说是要进行盘问。天崎启升他们也不疑有他，便停下来准备接受一番盘问然后离去。

然而就在这时，巷子里面突然冲出来一大帮子“三友实业的工人”，冲到天崎启升他们身边不问青红皂白便是一阵拳打脚踢，而且下手极狠，招招致命。凶狠的攻击将天崎启升他们打得鬼哭神嚎，不停用汉语保证自己以后再也不敢了。大呼饶命，但是这些“三友实业的工人”却仿佛没有听见一般。不但没有丝毫停手的意思，反倒是拳脚招呼的更重了

天崎启升他们自然不知道。这些人根本不是三友实业的工人，而是川岛芳子花钱招募来的一群地痞流氓，他们的任务便是要将天崎启升他们这些个替死鬼给打死打残，然后嫁祸给三友实业的工人。

显然，川岛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天崎启升一行人一人死亡其余重伤，这一件事情一经披露便立刻引起了悍然大波。

为了将中日矛盾进一步升级，1月20日的时候，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率领着32名日本尚海青年会成员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掩护下持械冲进三友实业放火。

在将表演的序幕一一演完之后，在放火的次日，也就是1月21日的上午，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来到尚海市政府，向尚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关于殴伤日僧案的书面抗议，并提出4项要求：

第一，尚海市长须向日本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

第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即切实履行；

第三，对于5名日籍被害者，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

第四，关于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轨行动一概予以取缔，尤其应将尚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即时解散之。

村井仓松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自然是希望能够逼迫楠京政府发难，好给自己以出兵的口实，然而，楠京政府的不抵抗程度却远超日本人之前的预想，不但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同意了全部要求，甚至何应钦还多次下令第十九路军立即撤出尚海，让从罗杰哪里拿了番号，新编成的第五军去接防。

最终，中队还是没有按照日本人预想的那样在租借生出事端，给予一个合适的口实，而且，由于楠京政府丝毫不讨价还价第一时间的全面妥协还让日本人不得不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但是，截止到1月28日晚，在尚海的日本军舰已增至24艘，陆战队增至5000人左右，还有一定数量的坦克装甲车，以及大量在乡军人，武装平民和浪人的支援，此时早已亟不可待的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自认为手中的实力已经足以一战，便决定不再去理会什么借口不借口的了，直接赤膊上阵，于1月28日的深夜，派遣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天通庵车站，正式点燃了淞沪的战火。未完待续

第六幕闸北揭幕战

1932年1月28日晚上8点半，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写了一份声明：

“刻下之尚海，无论在租借内外，均有人心动摇，形势不稳，且复逐渐恶化之象。故工部局已须颁布戒严令，各队亦复严事戒备。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居住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将闸北方面所有中队及设施从速撤离。”

虽然声明写于8点半，但是这一份声明直到11点25分的时候才送到尚海市政府和公安局处，5分钟之后，尚未等待相关人员将这一份声明送到市长等人的手上，盐泽幸一便亟不可待的命令部队对中队第十九路军发起进攻。

接到命令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通过事先抢占的天通庵车站前出进行了一番试探之后，于11点50分兵分三路发动了全线进攻。第一路由天通庵车站进入天通庵路，进袭京沪铁路终点北火车站后方；第二路则由吟桂路路口的日本小学出发，沿路向西进入横滨路，策应第一路袭击北火车站的行动；第三路则由虬江路北上，直扑北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