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家”毫无疑问“是帝国”，至于“宣统帝”如何领导这个“独立自主”的“帝国”，等到了沈阳以后再行详谈。到沈阳去领导一个新建的“帝国”，溥仪以为这正是自己“恢复祖业”的肇始之基。于是，他丢下了那些反对“北幸”的师傅和“近臣”，躲在一辆跑车的后箱里，驶出日租界，来到白河码头，与早在这里“恭迎圣驾”的郑孝胥父子一起，登上日本人为他们准备好的汽艇，开始了他去实现“重登大宝”美梦的旅途。

1931年11月13日晨，溥仪在营口登陆。

在营口，溥仪没有见到他所想象的东北百姓“恭迎大清皇帝圣驾”的壮观场面，甚至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稍后，日本人没有按约带他去沈阳，而是以确保“宣统帝安全”为理由，将他秘密转移到旅顺，送进了一家日本人办的旅馆，不分昼夜地由日本军警“保护”起来，不得出居处半步，除了同他一起前来的郑孝胥父子和先期至东北联络关东军的罗振玉之外，不能同其他中国人会面，即使是天津方面尾随而来的师傅、“皇后”及“臣僚”们，也不例外。至于那个“新国家”的问题，则迟迟没有动静，派罗、郑二人再三去找日本人催问，得到的答复是“新国家”的建立正在研究。溥仪到东北后实质成了囚徒。

原来，此时日本国内对如何统治东北这块殖民地，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关东军不便贸然行事。经过3个月时间的多方慎重磋商，日本军政各界最终统一了认识，决定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暂行“共和制”；“国都”命名“新京”，设于长春；“国家元首”称“执政”，由溥仪出任。

1932年2月23日，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专程来到旅顺，向溥仪转述了日本政府关于建立“满洲国”的决定。溥仪听说要他出任“执政”，不由无名火起三千丈，暗骂日本人背信弃义，取消了他的“皇帝尊号”，断绝了“大清帝国”的统系，当即公开表示，无论如何也不能就任执政之职，满以为日本人会作出让步，仍请他当皇帝。谁知此时的日本人已不是在天津时候的模样了，坂垣竟当面称他“阁下”，声言关东军视不出任执政的答复为敌对态度，如不收回，即将采取敌对措施无奈，“皇帝陛下”就这样在日本人那里变成了“阁下”，甚至立时要成为他们的阶下囚，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一时弄得溥仪不知所措。就在这时，郑孝胥父子出场了。老子忠告溥仪说：“张作霖殷鉴不远，还请皇上三思。”儿子进言曰：“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久远计，皇上似应暂时屈就执政，以谋来日宏举。”溥仪见木已成舟，害怕自己真的成了第二个张作霖，在日本人的警告和郑孝胥父子的“忠告”下，最终做出了一个自以为不失“体面”的决定：暂任执政一年，届期如不“重登大宝”，即行引退。

1932后3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溥仪正式出任伪满洲国执政。一直为他“恢复祖业”寻求日本人支持的罗振玉和郑孝胥，前者由于“顽固不化”，坚持帝制，被日本人一脚踢开；后者则因为“开明通达”，赞成“共和”，当上了“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从此，溥仪身边有了以“开国元勋”郑孝胥为首的一帮新的“文臣武将”，昏昏然又做起了“恢复祖业”的美梦。

出任执政后，溥仪决心遵照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无辞艰辛，不避劳苦，为将来“宏举”奠定基础。为此，他把“执政府”的办公楼命名为“勤民楼”，并真的每天早上早早起床，进楼办公。可是，不久溥仪便发现，他所能办的“公”，不是在“总理大臣”郑孝胥送来的各类文件上签名认可，就是同各部“总长”们闲谈聊天，所谓“军国大事”，原来都是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长”们决定的，而“满洲国”上至总理大臣、各部总长、次长、下至各省的大小官员，原来也都是由日本人提名，经他宣布任命的，所谓“执政”，原不过是为他人执政。尽管如此，溥仪并不灰心，因为希望在于一年之后。

在出任“执政”期间，溥仪签署了日本人为他准备好的日满议定书，出卖了大量国家主权，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向国联调查团表明了他“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他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对此，日本人感到十分满意。为了更好地利用手中的傀儡，加强对东北殖民地的统治，日本人也给溥仪一个回报，决定满足他的皇帝欲。于是，当溥仪“执政”一年期满之后，首先是关东军，继而是日本国内，不断地传出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国皇帝”的消息。1934年3月1日，溥仪似乎如愿以偿了。这一天，他第3次登极，当上了“满洲国皇帝”，定年号为“康德”。

溥仪三度登极称帝后，享有了日本人恩赐给他的“尊荣”，同时也遭受了日本人给他带来的屈辱、痛苦和灾难。

作为“满洲国皇帝”，溥仪所能享有的“尊荣”，说来其实也有限，可这有限的“尊荣”最初却使他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首先，所有日本人开始重新称他为“皇帝陛下”任执政期同一律称“阁下”，这是溥仪几乎不能容忍的称呼，公开场合像恭敬日本天皇一样地恭敬他。同时，关东军规定“满洲国”所有机关、学校、部队及各种公共团体，都必须供奉“康德皇帝”的“御真影”照片，所有公职人员及学生、士兵等要按时向“御真影”行90度鞠躬的最敬礼，据说这和日本国内恭敬天皇的仪式是一样的。

其次，关东军每年为他安排若干次“御临幸”和“巡狩”。所谓“御临幸”，是溥仪参加祭祀侵华日军亡灵和庆祝日本天皇寿辰“天长节”等例行仪式；所谓“巡狩”，则大多是到“新京”以外的东北一些地方，去参观日本人“建设”“王道乐土”的成就，“临幸”和“巡狩”的实际内容如何，溥仪并不理会，他所看重的是“皇帝”出行的威仪：每次“御临幸”或“巡狩”，先有大批全副武装的“净街车”开道，稍后是“满洲国警察总监”乘坐的红色敞篷车开道，继之才是他这位“皇帝”的全红色“正车”，车两边有摩托车随行保驾，再后面则是随从和一般警卫的车辆。

除了这些日常的几乎仅有的“皇帝尊荣”曾使溥仪感到满足和陶醉外，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为他安排的访日之行，更使他认为自己具有了一个真正皇帝的权威：庞大的护航、迎送舰队，裕仁天皇亲自到车站迎接，检阅日本海陆军，日本皇室的隆重礼遇和日本国民的“热烈欢迎”这一切简直使溥仪飘飘然了。“回銮”后立即召集“新京”满日官员，发表访日观感，大谈满日亲善，甚至于异想天开地把“满洲国皇帝”同日本天皇放到了同等位置上，说什么无论满洲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有不忠于满洲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皇帝”等等。

然而溥仪这种飘飘然的自我陶醉没有持续多久，就被冷酷无情的现实扫荡得一干二净。

首先，“开国元勋”郑孝胥，以为“满洲国”改行帝制，是“后清”的开始，用不着再什么事都去请示日本人，碰了几次壁之后，便在背后发起牢骚，在他创办的“王道书院”里对听课的人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结果，溥仪访日归来不到1个月，日本人就以“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为由，要他换上大字不识一箩筐但十分听话的张景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