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山战败求和，自知如实上奏朝廷，吃罪不起，于是谎称广州停战，系因他率大军屡次“焚剿痛击，而大挫其锋英夷穷蹙乞抚”。至于赔款，则是因为英夷战败，无路可走，“其头目投伏于地，向城作礼，乞还商欠，并恳请拨库钱280万，否则，年余未能通商，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非但商欠无以偿还，而且生计无以维持”。因此，经广州文武共同商量，为表天朝怀柔远人之意，奖励外夷向化之诚，议定允其所请。

道光接阅奕山瞒天过海的奏报后，非但毫无察觉，还真以为是英夷慑于“天威”，倾心向化，从此中外和好，免去刀兵之苦，不觉转怒为喜，竟颁旨“准令通商”，同时传谕沿海各省，酌量裁撤调防官兵，以节糜费。至此，他越发怀疑林则徐等在广州的行为，相信英夷兴兵构难，是由林则徐“办理不善”、“操之过急”所致。自思年余来寝食难安自不必论，其劳师糜饷，国无宁日，沿海生灵涂炭，不罪林则徐、邓廷桢，又由谁来任其咎念及此，遂发谕一道，令将林则徐、邓廷桢从重发往伊犁，遣戍赎“罪”。

正当道光误信奕山谎报军情，认为夷乱已平而令沿海各省裁军撤防之际，英国政府换将增兵，准备进一步扩大侵略战火。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六月，英国新任特命全权公使璞鼎查、侵华英军总司令巴加聚会于香港。经过一悉密谋策划，月余后率军北犯厦门。总兵江继芸等力战牺牲，厦门陷落。随后，璞鼎查和巴加调集大队，北犯浙江，仅两月时间连陷定海、镇海、宁波三镇。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率军英勇抵抗，全部以身殉国；两江总督裕谦亲自登城督战，而浙江提督余步云未战先逃，以致镇海、宁波失守，裕谦自杀谢罪。总督死，提督逃，三总兵殉国难，整个浙东地区风声鹤唳，侵略军恣意烧杀淫掠，千千万万无辜百姓在铁蹄下呻吟。

为阻止英军的进攻，道光于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四日诏令宗室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武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调集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数省马步各军，驰赴浙江。哪知奕经一出京师即把皇帝谕旨置诸脑后，一路游山玩水，广纳贡献，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始到绍兴，并且视战争如儿戏，仓猝之间并未认真了解敌情即兵分三路，幻想一举夺回浙东三镇。结果是三路大军相继败北，奕经一口气逃到杭州，不敢再战，一面屯兵与英军对峙，一面上奏败绩，自请处分。

道光接到奕经败报，深感局势严重。这时他想到可以信赖的重臣及可以调拨的精兵基本已和盘托出，而夷焰非但未能稍戡，反而日见鸱张，足证英夷之凶狠。因此已心灰意冷，赶紧诏令盛京将军耆英署杭州将军，颁给钦差大臣关防，授以“便宜行事”之权；起用以前因主和革职的伊里布，赏给七品顶戴。使二人赶赴浙江前线，办理对英交涉事宜，做出了准备停止抵抗，实行所谓“招抚”方略的姿态。

耆英、伊里布到浙江后，即开始策划“羁縻”之策，试图“招抚英夷”，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夷竟不肯就“抚”。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英国侵略者为了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决定按预定计划，集中优势兵力，攻取清政府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镇江，进而控制长江下游，切断清廷漕粮运输。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四月初至六月底止两个多月的时间，英军相继攻取乍浦、宝山、上海、镇江。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抗击，壮烈牺牲，镇江副统海岭统驻防旗兵拼死抵抗，全部殉难，两江总督牛鉴则闻风逃匿，英国侵略者兵锋直抵南京城下。至此，道光自觉已别无良策可寻，急命耆英、伊里布迅赴南京设法议和。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经道光批准，耆英、伊里布等在南京城下江面上的一艘英国侵略者的军舰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内中规定诸大端者为：一清政府赔偿英国在广东缴出销毁的鸦片烟费600万元，商行“积欠”300万元，军费开支1200万元，合计2100万元；二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四实行协定关税，嗣后进出口货物应纳关税等项，均应“秉公议定”，不能由中国自己做主；五废除公行制度，凡来中国贸易的英商，不论与何人交易买卖，均听自便。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南京条约，时人称之为江宁条约。

历时两年多的对外战争，清朝政府支出战费7000万两，战后赔款2100万元，加上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的无耻抢劫和战后鸦片的继续大量涌入，清王朝本已十分拮据的国库开支，濒于崩溃。为了偿还赔款，弥补亏空，道光在战后已顾不了许多，只有默认各级官吏尽情搜刮民脂民膏了。结果是“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官逼反，民不得不反。鸦片战后，清王朝内地18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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