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是自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即位之初也重武，是因为当时形势需要他继承太祖的统一大业，既然武运不昌，遂转而重文。太宗在多次伐辽失败后，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但文治方面，他的确有很多独到之外。他开创、修补、完善了宋朝的各项典章制度，使之在自己在位期间基本成为定制，为宋朝奠定了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方面制度的基础，使其不至于像五代各朝那样短命天折。两宋之人多言“祖宗之法”，这“祖宗之法”即是指宋太祖宋太宗而言，其中太祖法度主要在于军事、政治方面，而太宗除了对太祖法度做了进一步完善外，又着重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法度规范。

科举制度虽始于隋唐，但真正完善是在北宋。到宋初，门阀制度不复存在，科举向文人知识分子广泛开放，“家不尚谱谍，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合格，都可录取。宋太宗扩大了取士的规模，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额远远超过唐代及宋太祖时。太宗还促进科举取进士日趋严密、完整。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以后，殿试成为定制。太宗进一步规定，殿试后在殿前“唱名”，由皇帝分别赐与“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的功名。太宗时实行考卷糊名弥封法，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利用试卷作弊。宋太宗还严格科举考试，亲自复试。

太宗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五代以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在石长庆门东北，仅有小屋数十间，而且“湫隘卑庳，仅庇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嘈杂其旁”，条件很差，三馆每逢受诏撰述，都是移到其他地方。太祖时期，也没有什么改善。太宗即位的第二年，亲到三馆视察，看到这种寒酸状况，对左右侍从慨叹道：“这哪里能够蓄天下图书，待天下贤俊”当即下令另选左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馆新址。命中使督促工匠，晨夜兼作。三馆的栋宇殿阁，都是太宗亲自规划的，其精美壮观，可与皇宫的建筑媲美。一年后工程竣工，定名为崇文院。到太宗晚年，崇文院及秘阁的藏书已十分丰富。太宗颇为自负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求，今方乃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

在广泛搜求图书的同时，太宗先后组织一批文人编纂了几部大型类书。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刚刚即位几个月的太宗就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10多人编纂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等书。由于年代久远和朝代的更替，宋太宗时期收集的绝大部分图书，今已佚失，但当时编纂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这3大部书却流传下来，因而许多古代典籍的内容赖以保存。宋太宗主持编纂的这3大部书，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宝贵资料。

太宗好读书，这是五代以来帝王中少有的，这与太宗的父亲赵弘殷有关。赵弘殷和其长子赵匡胤都是介胄武人，然而这个军人家庭却希望日后有个读书知礼之人。赵弘殷当年总兵淮南时，攻破州县先不取财物，总是设法搜求古书，交给匡义，并不断督促他学习。匡义因此精于文业，而且多有艺能。他会作诗，通音律，擅书法，喜对弈。太宗到崇文院读书，常让亲王和宰相们一同翻阅，并亲自解答书中的疑难问题。有时还召降王李煜等前来参观。太宗指着汗牛充栋的图书对南唐后主李煜说：“听说你在江南好读书，这里的简策，有许多是你的旧物。近来还读书吗”李煜满怀亡国之痛，惟有顿首逊谢而已。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九月，太宗想让武将见识一下文儒之盛，召马步军都虞侯傅潜、殿前都指挥使戴兴等人到秘阁纵观群书。

宋代的皇帝多注意从历史上汲取统治的经验教训，这可以说是从太宗开始。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太宗对大臣说：“朕历览前代书籍，发现君臣之际，大抵情通则道合，所以有事皆无隐匿，言论都可采用。朕励精求治，卿等作朕股肱耳目，如果施政有缺失，应当悉心上言说明，朕决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说话。”

太宗执政较为勤谨，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他亲自挑选人才，甚至于忘了饥渴。通过召见临问以观其才，优秀者提拔重用。他对近臣说：“朕每看见布衣缙绅中有才志受推戴的，就替他的父母高兴。”太宗每天一早就到长春殿受朝，听完百官的政务汇报，就到崇政殿去处理政事。等到中午，还来不及吃饭。

太宗所写的碑刻、匾额今日犹可见到，他于书法旧有根柢，又经名家指点，勤加练习，故有较深的功力造诣，并非单凭地位高而到处题字。有人荐举赵州隆平主簿王著在书法方面颇有家传，太宗乃召为卫尉寺丞、史馆祗候，令他详定韵篇，后又迁为著作郎，充翰林侍书。

太宗自言不喜游猎，确属事实。端拱元年公元988年九月，他对侍臣说：“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顺时行礼之外，更不于近甸游猎。”命将5坊中所饲养的鹰犬全数放生，并下诏令天下不要再来进献。淳化三年十月大将折御卿进贡花鹰，太宗让人放生了。

太宗对宗教的态度基本上是宽容的。北宋开国后，为了争取南方各阶层的支持，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因为佛教在吴越、南唐、后蜀等南方割据小国中非常流行。太宗认为佛教“有裨政治”，因而有意提倡，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处修建寺庙，并在首都开封设译经院释译佛经。从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经，到太宗时雕版完成，印行了我国第一部佛经总集。宋朝建国时，各地僧徒不过6万多人，太宗时增加到24万人。太宗本人态度是重道教，轻佛教。

太宗执政总的方针是宽松敦厚。但是，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安定，太宗在刑狱方面也亲自处理了一些案件。他下令在禁中设立审刑院。各地上奏案件，先由审刑院交付大理寺，刑部断复，再交审刑院详议裁决。审刑院不归宰相统领，直属于皇帝。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夏四月，太宗下诏：“诸州大案，长吏不亲自处理，往往胥吏旁缘为奸，拖延经年不能结案。自今长吏每五日处理一次案子，查证确实者即可决断。”为了不让全国有拖延不决的案子，于是规定办案的3种时限，大案40天，中案30天，小案10天，不须追捕而容易处理的不能超过3天。并规定，囚犯如应讯问，则当聚集官属一同参与，不能委托胥吏拷掠。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东京城郊有一农民到官府击登闻鼓，为的是丢失了一只貑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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