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这次作战的部署和第一次基本相同，炀帝坐阵辽东，由宇文述和大将军场义臣等进趋平壤，来护儿仍为水军总管，率军从东莱出发。正当陆军刚到前线，水军尚未离开东莱时，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发动了叛乱，攻围东都。炀帝在前线得知消息，慌忙撤军，回救洛阳。军资器械、作战用品堆积如山，营垒、帐幕原封未动，全都丢在战场上。二征高丽又告失败。

二征高丽的失败和杨玄感的叛乱，使隋王朝元气大伤。尤其是各地的农民起义，使隋炀帝已面临灭顶之灾，但隋炀帝仍怙恶不悛，大业十年又发动了第三次对高丽的战争。这年七月，来护儿的水军在平壤附近击败高丽军。高丽经过两次折腾，也与隋朝两败俱伤，遂遣使讲和，炀帝也借机收兵。

隋炀帝四处经营，屡兴甲兵，不知耗费了多少民力和资财，他继位时府库充盈，士马强盛的大好局面，此时却已变为大厦将倾了。

六、拒不纳谏专宠宵小

隋炀帝虽无雄才大略，却也有一定的文武才干，只是他的才能没有成为他治理天下的优势，反成为他狂妄自大、嫉贤妒能的资本。

在文学上，隋炀帝可以说是略具文采。他曾对侍臣说：“天下都说我是凭借世袭而有四海，假令让我与士大夫平等选拔的话，我也应为天子。”内史侍郎薛道衡，才名冠绝南北，著作佐郎王胄，文词为天下准则，均因遭炀帝妒恨而被杀。

古代稍微明智一点的帝王，即使不能从谏如流，却也多少能采纳一些忠言，补救一些过失，而隋炀帝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自己的才能全都用来拒谏饰非，他厌恶甚至痛恨那些极言敢谏之士，必欲除之而后快。朝中那些正直不阿、直言不讳的大臣如果不缄口无言，就不会有好下场。

尚书仆射高颎，是隋朝一代名臣，他不仅辅佐文帝建立隋朝，而且在炀帝南伐陈朝时，负责指挥部署，成就了炀帝的武功。隋炀帝即位后，起用他为太常。高颎见炀帝纵恣声色，又起长城之役，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帝以好乐而亡，应接受教训，怎么还可以这样”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恩礼太厚，颎深为国家担心，对太府卿何稠说：“启民可汗知中国虚实，山川地形，恐为后患。”礼部尚书宇文弓弥、光禄大夫贺若弼也同意高颍的意见。3人就因为这么几句话而招杀身之祸，被炀帝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杀掉了。

后来，朝廷议定新令，久而不决，内史侍郎薛道衡对朝士说：“如果高颎不死，新令早就颁布执行了。”炀帝听了，把道衡交给法司问罪。道衡自己觉得所犯并非大罪，必会赦免，催促法司早断，还通知家人准备饭菜，迎候他回家。及炀帝判决下来，竟让他自尽。

御史大夫张衡本来是隋炀帝的幸臣。炀帝夺太子位，皆出于张衡的谋划。故即位后，张衡青云直上，在朝中备受恩宠。后来，炀帝要扩修汾阳宫，让张衡规划图样，衡偷偷劝炀帝说：“前几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还应稍加节制。”便马上被贬为榆林太守，次年，让他到南方督役江都宫，又因为他说了一句“薛道衡真是枉死”，把他抓起来要问斩，过了很久才释放。后来还是赐张衡自尽了。

三征高丽后，炀帝又要去东都游玩，太史令庾质进谏说：“陛下连年征高丽，百姓困敝，应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让他们喘口气，然后再下去巡游。”结果被炀帝杀掉。其余凡劝谏炀帝节省民力，停止巡游的，都被杀被贬。大臣们见隋炀帝如此不可救药，也就不敢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一个个都变成了随声附和的应声虫。

与此相对，隋炀帝所宠信的人，不是凶残歹毒，贪得无厌之徒，就是阿谀奉承的小人。

杨素是隋炀帝宠信的朝廷重臣，虽有文武之才，却专会奉迎王上，半点不敢触犯炀帝的旨意。且聚敛财富，一再修饰华丽的住宅，家僮数千，后庭姬妾穿锦绣之服者以千数。宇文述也是炀帝夺嫡时的干将，善于观望炀帝颜色，随从巡游河右，数以奇异之物进献。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迎合炀帝意，劝炀帝幸江都，因而备爱恩宠。其他象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谄谀有宠。郭衍为讨好炀帝，竟劝炀帝隔五日一视朝，以免被政事累着。像这样撺掇皇帝不理政事的奸臣，炀帝反以为是忠，说：“惟有郭衍心与朕同。”

凡是能顺合炀帝作威作福，享乐腐化者，即得到提拔，反之，则或杀或贬官。大业三年，炀帝北巡，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精美，内迁为博陵太守；马邑太守杨廓无所献，就被派到博陵向丘和学习。此后，上行下效，各地方官争着向炀帝献纳精美的食品。最后一次游幸江都，江淮一带的地方官谒见炀帝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升，薄则停职。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于是郡县竞为刻剥小民以贡献，官吏趁机贪污中饱，贿赂公行，隋朝的政治日益腐败。

炀帝末年，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这个暴君被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夜中睡觉，要几个妇人摇抚他，才能勉强入睡。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自欺欺人，只要臣下说叛贼少就喜欢，反之，不是贬官就是杀头。

七、官逼民反身死兵变

在隋炀帝统治的14年中，掘长堑，筑西苑，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盛治离宫，伐木造船，凿山通道等，可以说是百役繁兴，又四出经营，穷兵黩武，这些无止境、无休期的兵役、徭役不仅夺去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同时把社会经济推向绝境。他屡次北巡、南游以及穷奢极欲的挥霍，使得内外虚竭，百姓困敝。人民无法生存，只有铤而走险了。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首举义旗，起义的口号就是反对远征高丽。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来号召农民参加起义，逃避兵役徭役的农民纷纷参加进来。王薄一起兵，备受兵役之苦的人民纷纷响应。

在人民力量的冲击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大业九年，隋炀帝二征高丽，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发动了叛乱。他也是利用了人民反抗情绪高涨的斗争形势，他起兵誓师说：“我身为上柱国，家累钜万金，富贵已无所求。今不顾灭门之祸，为解天下倒悬也。”他这一口号，迎合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当地父老争献牛酒，前来投军的每天都有上千人，杨玄感的叛乱，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许多贵族官僚子弟，如韩擒虎的儿子韩世鄂，来护儿的儿子来渊，裴蕴的儿子裴爽计有40多人一块投降了杨玄感，右武侯大将军李子雄也前来投奔，光禄大夫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均与玄感通谋。后来炀帝虽镇压了叛乱，但统治集团从此开始从内部瓦解。

在内外叛离的形势下，隋炀帝仍不思悔改，不但继续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又北巡太原、长城。此时，已依附隋朝的东突厥始毕可汗见隋朝国力虚耗，也企图脱离隋朝的控制，趁炀帝出塞，率骑兵数十万，围炀帝于雁门，赖兵士坚守及各地援兵，才得解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