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柔仁好儒尊师崇傅

汉元帝刘奭是宣帝刘询的长子，母亲许皇后。刘奭在宣帝为平民时生于民间，2岁时宣帝即位，9岁时被立为太子。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宣帝逝世，27岁的刘奭即位。元帝是一个柔弱君主，在他统治时期，西汉王朝开始走下坡路。

刘奭长大以后，柔仁好儒，见宣帝治国重用刑法，曾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听后怒形于色，认为汉朝本有制度，历来杂用霸、王二道，刘奭偏好纯儒，恐怕是一个性格懦弱、不善用人的低能继承人。他担忧刘奭不能继承重任，有意更换太子，但又不愿背弃自己已故的患难之妻、刘奭的生母许皇后，所以一面叹息“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一面还是把帝位传给了刘奭。

果然，继位的元帝放弃了汉室前几位皇帝的“杂用王霸之道”的传统，重视经学，独尊儒术，尊师崇儒。所以，朝中的重臣大多是他的师傅和儒生。

宣帝临终之前，托付三名大臣辅佐朝政，一位是外戚史高，另两位是元帝的师傅肖望之和周堪。肖望之是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宣帝时任太子太傅，教授论语和礼仪，与同时教授尚书的少傅周堪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宣帝在病中拜肖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拜周堪为光禄大夫，授诏辅政，兼领尚书事。肖、周二人本为师傅，又受先帝遗诏辅政，所以元帝即位之初，接连数次宴见肖、周，研究国事，讨论朝政。元帝对师傅极为尊重和信任。

元帝还大力擢用儒生。当时，肖望之推荐了博学多才的大儒刘向和忠正耿直的金敞，元帝均付以重任，并加官给事中，即特赐随便出入禁中、参与机密之权。他即位不久，听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王吉和贡禹是明经洁行的儒学大师，就特派使者召来京师做官，王吉病死在赴京途中，贡禹入京拜为谏大夫，随后又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为了发展儒学，重用儒生，元帝曾一度指令京师太学的博士弟子取消定员限制，凡能通一经的民间儒生均免除兵役、徭役。后因用度不足，博士弟子定员千人，即使这样也比宣帝末年的名额增长了5倍。元帝在位期间重用的大臣，多为汉代知名的经学大师。

在元帝起用的儒生中，有不少性格耿正，敢于直谏的人。元帝重儒，因而对于直言极谏的儒者多不怪罪。薛广德敢于直言，有时甚至搞得元帝很难堪。一次，元帝出宫中便门到宗庙祭祀祖先，忽然产生了乘船观水的浓厚兴趣，打算放弃桥渡路线，改坐楼船前往宗庙。薛广德拦在元帝前，脱掉帽子，恭敬地跪在地上叩头，要求元帝从桥上通过。元帝让他戴上帽子起来，薛广德说：“陛下不听为臣规谏，臣将自刎，用鲜血污染车轮，那时陛下就不能进庙去祭祀先祖了。”元帝听后，很不高兴。光禄大夫张猛对元帝说：“陛下，臣听说有圣明的君主才有敢言的直臣。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君主不靠近危险，御史大夫的话是应该听从的。”元帝瞪了薛广德一眼，说：“晓人以理不应该这样吗”于是从桥上通过。

二、宠奸任佞优柔昏聩

元帝尊师重儒的同时，也宠奸任佞，一批奸佞小人麇集于朝廷要枢，石显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他依靠元帝宠信，以中书令官职专权十几年，一直到成帝即位。

石显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大地主家庭，少年犯法受宫刑，入宫为宦官，宣帝末年任中书仆射，与中书令弘恭结为党友。元帝即位时，石显已经是一个饱览宦海沉浮和官场事故的钻营利禄的老手了。他口齿伶俐，头脑狡黠，内心歹毒，不但精通朝务，左右逢源，而且能用心计和语言探测出皇帝尚未明讲或难于言传的内心含意，凭着这套本领，很快就赢得了元帝的欢心和宠信。随着宠信加深，中书的权力日益增大，石显等人以久典枢机、熟悉朝务为优势，常常非议、抵制甚至推翻领尚书事的肖望之、周堪的意见，引起肖、周等正直派官员的反对。于是朝中形成了以弘、石为首的中书势力和以肖、周为首的正直势力的对立局面。双方明争暗斗，越演越烈。

肖、周向元帝提出废除中书机构，试图根除石显等一伙奸佞势力。元帝性格柔弱，采取折衷态度，对废除中书之议久置不决。而石显、弘恭则及时行动，数次设计，先是逼肖望之自杀，后又气死了周堪。虽说元帝怜惜师傅，而且还把周堪的职位加在石显之上，但是终因识不破石显的计谋，而石氏又稳操实权，未能保住师傅的地位、性命。从此正直派官员失去了首领，更处于被动和困难境地。

正直派失败后，朝中有一名郎官，名京房，他见石显专权，吏治败坏，就制订了一套清明吏治的奖惩方案，名曰“考功课吏法”。元帝很赏识这套方案。但京房深知要推行其法，必须首先除掉石显。在一次晏见时，京房向元帝提出一连串发问，做了一次深入透彻的进谏。京房问：“周幽王、厉王为何危身亡位他们任用的什么人”元帝说：“君主糊涂，用的是巧佞人。”京房又问：“知道巧佞而任用呢还是以为他们贤明”元帝说：“当然是认为他们贤明。”京房接着问：“那么后人为何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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