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同志有很多的特长，他对共产事业是相当信仰的，在政治上相当进步。过苏联后的致中与东北的致中各方面大不相同，有了很多的进步。读了我们的很多文件，可能做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民族英雄。自三九年五月时期，苏联与我们三个上课，有一天晚间致中同志向尚志同志问，我过去以往工作到底是不是胡子呢尚志同志对他的回答：你过去以往工作完全是胡子的行为，决定没有什么说的。最后尚志同志对致中同志用污骂的行为回答，尚志说他自己是东北党代表，我站在党代表的智资格开除你党籍。回东北不允许致中同志带手枪，叫他当队员。同时又说，你不要想回东北当大官当十一军军长去。这种情况之下，我和尚志同志恳切的要求一件事情，对于致中同志他将来工作分配上我不提，对于他党籍开除问题，不要这样盲目的决定，一个共产党员党籍是他的政治生命，开除与不开除回东北解决。如果就开除，使他在政治前途上失望。我的意见党籍先不要开除，还须要与致中同志留改正错误的时机，如果将来再不改，党对他怎样处分我没有意见。我这一提意尚志同志允许啦，可是他还提出在党的纪律一定要处罚，规定一个时期留党察看，叫致中同志写恢悔过书。

在回国途中尚志同志分配致中同志担任总司令部付副官责任，当时致中同志提出意见不愿意担任付副官责任，愿作队员工作。这一提意当时，被尚志同志很严厉的污骂一场，说你不要添美，还想做你过去的美梦不行。在这个纠纷中，致中同志痛哭一场，我在当中担当调解，最后致中同志勉强的担任付副官责任。

过界后回东北，尚志同志对致中同志一切的态度，完全是污骂行为，使致中同志非常难过。在我们解决乌拉嘎河金沟那天早晨，我们卡敌人全鞍马十七匹，经尚志同志分配骑，不发给致中同志马匹。我向尚志同志提意，可以分配他马，原因他是一个幼稚同志，还有我们带来的一般队员群众对致中同志还有好的影响，同时苏联对他还有信用，这样对待他，对颜面上太过不去。我这提意尚志同志始终否认我的提意，在过午后，我又向尚志同志二次提意，应该发给致中同志一匹马。二次提意后，勉强发给一匹不良的马，走几里后致中同志被落马二次，致中当我痛哭一场。致中同志说我永远也没有骑过这样的马，也没有背过大枪。他同时说尚志同志拿我当敌人看，我这几年的革命工作，虽x缺损字成绩，也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悲痛结果。在这种情况x缺损字，我向致中同志做了许多解释工作，劝他不要悲痛，忍耐一个时期，我们很快就能见着党，关于你的问题能求得解决。到午后黄昏时期，准备军事行动，致中同志冒险队的先锋，在前防方领导缴械，已经解决敌人的第一堡垒，得到完全胜利。在这当中致中同志说过去三军司令部少年连队员尚久兴同志打致中同志二匣子并没命中，打到衣服上啦。致中同志当时发生一个错误，他向尚志同志交枪，尚志同志当时给他一个污骂，我步布置队到上边解决了第二个堡垒。到第二天上午我们准备退出金沟以前，分配致中同志步布置金沟工人抗扛面的工作，命令是一百五十人抗扛三百袋子面。在他执行当中，他曾经有二次要求工人抗扛二袋子抗不动，尚志同志不允许。最后致中同志允许工人每人抗扛一袋子面工人剩一百人，这是致中同志一个错误。退出金沟后，第三天，尚志同志站总司令的智资格，召集模范战士会议，庆祝军事胜利，叫模范战士随意便发表意见，讨论胜利中缺点和优点。致中同志想发表意见，尚志同志对他回答，这个会场没有你说话的必要。同时又说你对这军事行动，罪大恶的祁致中，当场下令解除致中同志的武装。第四天又召集党会议，致中同志的问题，在党讨论最后的决议，开除致中同志党籍，他以后工作问题，会场并未决定。最后尚志同志参加会议，党的会议左右之下，他坚决主张将致中同志处死枪决，他致中最大的阴谋家，赶早处死，一勉以免后患。在这无斗争能力的党会议，结果跟着他意x缺损字跑啦，立刻将致中同志处死。

最后戴鸿宾谈到“我与尚志同志斗争不够”的原因：

对祁致中事件发生时期，我那时期的立场有心坚决斗争，那一些下级党同志都是拥护赵尚志，不能拥护我的意见，我想如果要做坚强斗争，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我当时在这怕死条件之下，避免了斗争。尚志同志对我怀着许多诚成见，主要的是在东北三、六军的纠纷问题和在一起被押交换意见当中对我抱着不满的情绪，我不能遭受致中同志的结果，是我过界后，在意见之下转移，不反对他任何主张。另外我向他三次提意，我代带兵，愿做别种工作。因为这些原因，对我的生存问题，才有了保障。当然对这些问题，我极大的错误，我既然是革命者，就不应该怕死，眼看着别的同志被处死，维持我自己的生就不敢作斗争，这是革命者最大可耻的错误责任。这一错误希望党给我批评，帮我改正。关于我与尚志同志一年多经过事件就此结束。

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当戴鸿宾写这些“说明”文字时，赵尚志已经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六十多年后，有老人告诉笔者，有个老刘交通，五十来岁，中溜个，大圆脸，挺壮实，跑交通到我们那儿，说祁致中让赵尚志杀了。我们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呀老刘交通说打乌拉嘎金矿前，赵尚志给了祁致中三个绝的任务。一个是乌拉嘎有60多鬼子、150多警察，得全部打死；二个是不能开枪，全用刺刀挑死；三个是抓200个小背，每人背两袋面。这三个任务怎么完成结果跑了5个鬼子，就要杀人。祁致中说我就一个要求，给我“两毛五”1颗子弹的价钱，让我死得痛快点儿。

1938年2月15日，王效明给二宇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独立师天元部下之韩团长投降该镇，现被缴械。祁致中之事祁过界被扣留，应速设适当办法，自彼去后，全部异常动摇，如无适当办法，将来恐成问题，祁某非完全了解之同志，应抚慰之而安其旧职。

按照支委会分析、讨论的三种可能性的第一种，如果祁致中可能带领老部下逃跑，极大的可能性是回自己的老部队。自11军没了军长，从下江到西荒，就是北满洲省委称为“下江的勇士”的1师代师长、师长李景荫在那儿撑着，而他还要强力支撑着自己那病病歪歪的身子。许多事情祁致中能想象得到。在异国被羁押和重获自由的整整一年半里，11军应该是他魂牵梦绕的所在。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祁致中不就是因为这种可能性被处死的吗

无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都不能不把祁致中之死放到当时抗联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分析。

一个战士拿了老乡一双鞋被处死，那是执行纪律。要回家的“背小树”，除夕篝火晚会上抱枪打盹的“背小树”，这是惩治叛徒。准确地说是防止出叛徒的措施，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笔者早已提醒读者，不能用今人的目光看抗联，是因为采访中不断有老人这样提醒我。这个人想家了，或是流露出一种被视为动摇了的什么情绪，就危险了、紧张了。可即便开小差被抓回来，说他叛变，也没证据。怎么办关起来审查，或是送上法庭，判他几年，“天大房子地大炕”，怎么关押绑在树上，冬天冻死了，夏天喂蚊子了。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带着他们怎么转移战斗随时可能打响，枪一响，就算被冤枉的，被这么一折腾，也可能逃跑。如果还有几个同党没被发现，这支部队就更凶险了，随时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景乐亭之死，与祁致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只是景乐亭被误杀后，又被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予以肯定，认为是对的。而祁致中被误杀的同时，也把赵尚志毁了。

后来“迷”起来的戴鸿宾

1940年2月10日，姜信泰给黄玉清同志信中说：

我们听老百姓说三军赵尚志归来把日本打得落花流水，是否确实

gu903();1939年11月30日，金策给张寿篯的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