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把日本子赶走了，中国革命成功了，你咋办呢

你们的革命成功了，中国共产党给俺开个证明书，证明俺在中国没干坏事，俺拿着回日本去闹革命俺们日本也有共产党。

有老人推测，福间可能是日本共产党员。

抗联有个日本战友，大家觉得挺有意思，更受鼓舞。看他吃煮包米粒子吃得挺香的样子，更觉开心、贴心、亲近。对于这样一个“日本抗联”，是谁都想帮一把、照顾一把的，更何况“8号”前面还有个“老”字。福间不干，体质不算好，行军不落后，谁想替他扛会儿枪，他就脸红脖子粗地拒绝。不过，这年深秋旅里把布和棉花分发到个人手里，各自动手缝做棉衣，福间可是真的傻眼了。那也不肯白受照顾，他给帮他做棉衣的人站岗。

1939年3月攻打木箕河木场，福间和战友们剪断铁丝网，机枪掩护，冲到炮楼前投弹、射击。伪警察队长被打死了，福间和大伙一齐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声很快就停息了。几个作恶多端的鬼子却没影了。天亮后，在他们的房间发现个地洞，一个战士想下去探个究竟，刚到洞口，就被飞出的子弹打伤了。

福间走到洞口旁，用日语冲里面喊话：我们是抗日联军，你们被包围了，顽抗下去没有出路，不要替日本帝国主义卖命了，投降不杀。

喊了几遍，里面不时打枪，有的子弹就从头前几寸飞过。

福间恨恨地道：投降不杀，不投降就杀

野副“大讨伐”中，杨靖宇在濛江县不断分兵迷惑敌人，福间是随韩仁和的一路诱敌北上的。辗转几县，筹粮、作战，福间和姜殿元等十几个人主要是背粮。有人把粮食送到山边指定地点，他们再背到密营里。要把粮食分散藏在几处秘密地点，这样出了叛徒多少也能剩点，队伍全靠他们背的粮食熬冬、活命。

雪大，前面要有个身强力壮的人蹚道。这个福间从来不争，却经常有意落在最后，因为最后的一个人要多出一份力埋溜子。

1940年11月，在东宁县二道沟里的密营，一个全连长带个女兵下山去老黑山投敌了。宁安县四道河子有个密营，这个全连长去过那里。负责筹集给养的军医处长徐哲，让姜殿元带3个人去那里，把被服厂的两台缝纫机藏起来，再把粮食背回来。大雪漫天中紧赶慢赶，也没赶过敌人的汽车轮子，缝纫机被砸坏了，200多斤稻子也被烧了。

路过穆棱县大石头河子，那儿有个鬼子经营的木场。姜殿元觉得不能空手回去，等到下半夜悄悄摸进去，每人扛出袋面粉。黑灯瞎火走出十几公里，天亮了，福间没了。

姜殿元，离休前为东宁县政协常委，吉林桦甸县人，1936年参加1军。老人说，谁也不知道福间有痔疮，还那么厉害。饥一顿，饱一顿，常吃树皮，好人都拉不出屎，他受得了吗俺连跑带颠赶回去几里地，发现他趴在那袋面上，说俺不行了。俺一听完了，他什么时候说过熊话呀脱裤子一看，老天爷呀，脱肛了，出来手指长一截子，血渍糊拉的。老8号呀老8号，你怎么不早说呀他笑笑，说歇会儿就好了。俺拢堆火，让他撅腚烤着，用手指慢慢给他托回去，撕块棉袄里子垫在烤热的胶鞋底子上，按在那儿。那两天，有点儿工夫就这么给他整治。当时行了，一走道，一用点儿力气又不行了，有时咳嗽一声又下来了，更不用说还得拉屎了。

又走了两天，来到“甩地点”附近的一座山上，百多日伪军跟了上来。他们把手榴弹埋在雪里，拉火绳拴在路边树上，敌人到那儿绊响了，再打上一阵子，然后交替掩护扛着面袋子撤退。

子弹蝗虫样追逐着，小战士万顺负了重伤，福间也不行了。

两个人各自扶架着一个人，另一只手拖拽着一袋面粉那就是营地战友的命呀

小万顺已经不行了，福间把颗手榴弹拿在手里，圆睁双目：你们不走，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当姜殿元和同志们再赶回那里时，林中雪地上血糊糊的，福间一夫和小万顺的遗体被敌人肢解了，头颅挂在树上，骨肉扔得到处都是。

1933年3月下旬，日寇调集延吉、和龙、珲春、汪清4县守备兵力，“讨伐”汪清根据地，重点为吉东局驻地马家大屯一带。战后，在一片松林里发现一辆军车，附近有具日军尸体，还有封信：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伊田助男

1936年7月，有8个日军士兵从宁安城出来，找到唐头沟农民廖长发，说要参加陈翰章的队伍。中国话说得磕磕巴巴，还拿着枪，老百姓胡乱指路，进山就迷路了，第二天又转了回来，被追捕的日本宪兵发现。一场激战，8个人非死即伤，抓回去被杀害了。

单立志老人说，在抗联教导旅听1路军的人讲，鸭绿江上游日军一个班，反战，要投抗联，进山没找到，都自杀了。

胡真一老人说，好像是1937年吧，5军军部来了4个日本人，跟军部活动半个多月，到哪儿就宣传我们是日本人打日本鬼子，中国人更要团结起来抗战。当时传说他们是日本共产党，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后来哪去了。

有1军老人说，好像是1937年吧，记不大准了，1军有3个苏联人，怎么来的，后来哪去了，是不是牺牲了，不知道。

笔者在东边道采访，也听说此事，但在文字资料中并无记载。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的外国传教士，几乎都支持义勇军。

兴京英国传教士韩德利，将米字旗铺在院子里，让老百姓到他那儿避难，做大锅粥救济难民，给义勇军伤员疗伤。他还去奉天给义勇军买药，买钢管造炮，用马车拉回来，车上插着英国国旗。最后一次是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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