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903();一方面是伤亡之巨、干部极度缺乏，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伤病残废人员无法安置。

1936年2月20日，魏拯民等人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九一八”事变近五年来，因游击斗争而受到身体残废，孤儿寡母，有年纪极老的，有婴孩，究中中国人尚易于想法安插，可是近来也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高丽民族部分的最有忠勇和牺牲的同志和关系家属，现在残废的亟待安置的有五人以上。孤儿、寡妇、老人、婴孩，在大森林垂危待毙，啼饥号寒待收容救济者总数五十人以上。军队用尽办法未尝不可以顾虑，可是牵制了整个的游击活动，一遇敌人封锁进攻，其危险仍然不能免除。在各方估计之下，只有请求中央设法取得国际救济机关的同意，务必加援助于我们，允许我们的请求，收容那些伤残废人及孤儿寡妇。

4月10日，周保中在给王明、康生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希望、要求。

王明、康生是怎样答复，即指示的：

去年东满党特委和五军党委破坏了中央代表团的指示，曾利用派学生之特点，除派学生来外，曾派了四批较残废者、病者、受伤者、老弱少者，内中并有很多韩人，引起怀疑者，根据代表团指示，这些人未接受。

再一次通知东满特委及二、五军党委，绝对禁止派病人、受伤者、残废、老少等来苏联，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

周保中等人，无论怎样“站在布尔希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上”，提出“批评”、“抗议”、“控告”，也无论王明、康生听没听到，都无济于事。而王明、康生那严厉到家的，也最可怕的“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可是一句顶一万句的。

不知魏拯民、周保中当时是何感想，今天读来不也令人毛骨悚然吗

前面说过，1军成立之初，即制定了人民革命军士兵优待条例。后来各军也都有了类似条例。古今中外，对于军队的战死、伤残者及其家属，没有一个国家不给予抚恤、优待的。美国至今仍在不惜重金，搜寻其在二战中的失踪者遗骸。

而对于抗联这样一支衣食、枪弹都靠自己筹措，缴获的重机枪、火炮都不得不埋藏起来的武装，再让他们拖着一群伤病残和烈士的老少遗属，那游击战还怎么打那些“在大森林里垂危待毙，啼饥号寒”的人们，满怀热望奔“阶级祖国”而来，千辛万苦地过界或未过界就被拒绝接收驱赶回来，又会怎样啼饥号寒那些还在拿枪战斗的人，听着看着这一切，那军心士气又会怎么样

从东北抗联官兵仰首期盼的那边，不时传递过来的信息之一，就是“弃置”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1936年春梨树甸子伏击战后，打扫战场，发现4个灰色铁皮箱子，掂掂，挺沉。这是什么“好贺儿”呀有人说是饼干，有人说是罐头，用刺刀撬开一看，都知道是机器了，什么机器呀大家大眼瞪小眼。有人向杨靖宇报告，杨靖宇立即想到是电台，赶紧派一个排抬了回来。杨靖宇给大家讲这电台的用处，一个个又都听得大眼瞪小眼。

或多或少，各军几乎都缴获过电台。老人们都说，开头那可真是当做宝贝呀，有大功率电台，完全可以和延安联系。可有家什没人才，宝贝就成了废物，后来都藏在山里了。北满办电信学校，培养通信人才，可是没有密码，不还是废物吗

还得靠人。吉东派进关内的人最多，或者像过界去苏联一样，“一去杳如黄鹤”，或者垂头丧气回来。就算找到了，空口无凭，能认你吗

1940年6月，2路军总部巡视员彭施鲁，随2支队1大队在饶河县大旗杆活动时，见到个人，三十来岁，中等个头，说话不紧不慢，挺稳当的，说他叫王鹏，是党中央派来的。

近六十年后，彭施鲁老人说，听到这话，吓了一跳，你是中央派来的惊喜呀，马上又怀疑。从哪儿来，怎么来的，来干什么，有什么能证明你的身份没有，但说的不像是假的。真的假的，这事都怠慢不得，赶紧派人送到支队政治部主任王效明那儿，谈话后又转送总部。周保中又跟他详谈，认为可信，是中央派来的。

1941年3月10日，王效明给王新林的信报告与王鹏谈话记录中说，王鹏原名彭森年，是7军的，1936年夏派去苏联学习，后随康生回国。“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由延安经王明统一战线部部长及杨兴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派遣，叫他到东北来找第七军的关系，同时要第七军派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作为代表随他到延安，参加中共七中全会。其他各军都有交通员。和他一同由延安出发的是往第一军去的李义广。”由鲁南党委一区宣传部长林护佳率领，坐汽车到西安，又坐火车到渑池，再步行到垣曲。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后，随115师代师长陈光率领的先遣部队，经冀南到鲁西北、泰西、鲁南。在鲁南等交通，耽误5个月。到龙口办个伪满的劳工证，坐船到大连，坐火车到哈尔滨，再坐船到饶河。从延安出发时无任何证件，到鲁南后有了，巴掌大张纸，盖个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印章，缝在左边衣领里。饶河是边境地区，又有抗联活动，对旅客搜查特别严，王鹏下船前把这唯一的身份证毁掉了。

没有任何老人、资料提及还有像王鹏这样的人，曾到过别的军。就是说，从延安派出来的11个交通员，只王鹏1人完成了任务。

关内一路，王鹏基本是由地方党和八路军“保驾护航”过来的，这样安全系数大，却身不由己，耽搁时间。按照地下工作经验，11个人不可能同时出发，走同一条线路。漫长的战线、敌占区，会有多少艰难险阻就算他们都安全地出关了，回到了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还能找到自己的老部队吗比如去1军的李义广，还有去8军、9军、10军、11军的，那不是比登天还难吗

从饶河过界，与驻海参崴有关部门联系，来回半个月够了。算上过界后被拘留、审查，再去莫斯科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就两个来月。而王鹏从延安到饶河，用时一年出头。别说内容，就算形式，这种联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对于东北抗联来说，延安实在是太遥远了。

有人说算上陈秀明，魏拯民先后派两个人带着文件过界去苏联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有人说是派出去4个人。据说只有一个人到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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