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903();炮楼并非仅存四角，而是越多越好。特别是没有驻扎日伪军的部落，日寇要求以间隔100米为标准，因为伪自卫团的武器多为老洋炮，老洋炮的有效射程是50米。

建设次序，首先是包括炮楼在内的土墙、外壕和铁丝网这些防卫设施，然后是部落办公、警卫人员建筑，之后才是民房。

建设时间，“最好自九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理由是“春季解冻后是农忙时期；夏季是农民除草时期，又是雨季；冬季虽是农闲期，而又冰冻坚硬，难以建筑，所以秋季建设最为便利”。实际是一年四季都干，但还是秋季较多，因为要配合秋冬季“大讨伐”。

问题是这不是搭个马架子弄个窝棚，而是要弄出一座类似于冷兵器时代的城池，并在里面填满各种建筑。而在北满，10月就落雪了。

秋冬季归屯的，绝少不冻死人的。

且看伪治安部思想战略研究部治安问题研究组1937年7月编的各地治安调查报告中是怎么说的：

屋顶大都是用树皮和稻草盖成，墙上到处是窟窿，根本不能挡风御寒。他们没有衣服，只能烧火围坐熏烤。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没有发生病人，真是奇怪的事。

从屋子里可以清楚看见天上飘着的白云，在目前严寒的季节里，可以想得出他们的痛苦。

笔者采访到的老人的叙述，则通常是“人”字形的两脚落地的窝棚、马架子。炕是有的，因为人类在原始部落时期就会用火了。那炕呀墙的没干就上冻了，或是用开水和泥糊上去就冻住了。灶坑里点着火了，冷气套热气，被窝里湿漉漉的，被面上一层白霜，或是结了一层硬壳。腰腿痛什么的不用说了，有的第二天就起不来炕了，或是硬邦邦地抬出去了。

有的熬不下去了，管它天南地北的，投亲靠友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场暴风雪，大烟泡中，没成死倒，就算万幸了。

各地治安调查报告中说：

根据康德三年十二月的调查：通化街传染病患者数为1132，其中死亡者153；金川县为1505，其中死亡者137；柳河县为4385，其中死亡者315。蔓延地区，不止于以上各县，已波及到东边道其他各县。

关于各处发生相当多的传染病患者的事实，以前曾报告过。这种情况不仅是气候反常或缺乏卫生思想所致，根本原因是：匪贼的骚扰，兵警的镇压，房屋的烧毁等精神上的打击，以及无御寒之衣、食则草根树皮等的肉体上的折磨，两者交织，终于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传染病。

“满洲馒头”

老黑沟“杀大沟”，正是春耕大忙时节。“一年之计在于春”，全靠在地垄沟里刨食吃的庄稼人，因为“洗大沟”而未种上地，怎么活

而日本人认为最好的归屯时间，在每年的9月中旬，此时正是南满开镰和未开镰之际，北满则已经开镰了。有道是“三春不如一秋忙，绣女也下床”，可“洗大沟”把房子都烧了，那眼看就要到手的庄稼，还顾得上吗

还是看看那些决定政策的人怎么说的。

通化县

综合各方面的反映来看，大体上到明春将有过半数的居民完全缺粮。今春就有人因缺乏包米而碾包米核做粥吃，把这个也吃完了就只好吃草根、树皮来维持生命。更令人吃惊者，就是在很少有厌世自杀的中国人中间，现在却因为生活贫困，每天都有缢死者。这说明他们已处在极度穷困和悲惨的状况之下。

在收获期间，人民被抢抓去修建集团部落或警备道路，以致到现在农作物还丢在山里，压在冰雪下。

过去散居山里的居民，已经被集中到集团部落里。但是他们所耕种的庄稼多未收割扔在山里。他们本想去收割，但因正赶上讨伐时期，没有居民证和进入无人区证明，是办不到的。

在这次工作的地区约有十二个部落，三千户居民，二万余人。现有的缺粮户三百八十户，二千二百余人。其他的人，虽能维持到五月前后，但是到五六月，正是播种期，仅能以树皮度过一时，却不能去种地，明年的食粮无法解决。

康德三年末，通化县已有一万三千余名饥民，到了春耕期全部居民也将陷入这种境地。

辑安县

居民生活极度疲敝，县城以外的地方，二分之一的居民，据称旧历正月即将没有吃的，现在有一半居民，每天的食物无法解决，睡觉也没有被褥。在小学校才有一盏洋油灯，其他都点松明子。因为赶建集团部落，正在流行着传染病。江岸地方之所以穷困，原因是在深山里不能耕种，有许多居民吃着江岸一小块地上的粮食；另一个原因是实施了防谷法，从山里不能运出粮食，因而安东方面也不向山里运物资。三道沟在事变时曾有八万到十二万石粮谷的交易，但在去年的交易仅不过四千石。

在黄柏甸子和三道沟，以前能卖货一百到二百元的大商店，现在只能卖八九元钱。再加上最近满军驻屯较多，多少也要买些食物，所以更使物资缺乏。

辉南县

连大地主都几乎处于破产的状态。

作为“治本”的中心环节，“洗大沟”、归大屯是柄双刃剑，在使抗日武装受到极大伤害、难以立足的同时，也使“满洲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农村经济进一步破产。

而对于这一切，日伪当局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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