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面前抛弃自己固有主张而转向调和，但如果尚志同志不在现场时，xx同志就反身过来又说拥护中央路线而反“左”倾等等，临时省委负责同志又接受xxx同志的机会主义斗争方式。

为什么尚志同志在此的时候不提出来呢是因为尚志同志的恐怖手段，因为“怕奸细的名词”而屈服与调和，这种调和与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不但不能克服与纠正不正确的倾向，而且帮助了这种倾向，使党及联军内部造成更大的分裂。

虽然xxx同志反倾向斗争观念采取机会式的方式，但我们对xx二月意见书里有铁的事实是不抹杀的，这种种的铁的事实，我认为是，在我东北反日民族游击运动发展巩固上，在力争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上有极大的妨害，有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志应该而且立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无情的以布尔什维克斗争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面斗争。这个斗争开展一定会得到克服，因为它符合北满、吉东全党同志的愿望和要求。

1935年秋，在勃利县青山里，赵尚志与金策、郝贵林开会做出的五条决议，是符合“王康信”精神的。赵尚志“没有什么不接受的表示，而根据王康指示信以推动工作”。金策认为，“吉特信”、“中代信”确有缺点。“xx意见书里写到：一九三五年三军在牡丹江流域破坏了山林队与群众的友好关系，这是不合于事实”。“我们拉这种条件全部推上赵尚志同志的身上是不合乎当时实际环境”。“我认为尚志同志的倾向并不是他主观因素所发育起来的，而是有党内同志的不斗争而调和作他尾巴中更加发育起来的”。

周保中的观点，许多与金策不谋而合。

9月4日，周保中给xxx、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不客气的向你们提出批评意见。你们反“左倾”关门主义，肃清党内倾向，这是对的，极值得欢迎的。只可惜，在尚志同志和六军军事重要负责同志离去北满以后，你们才“有组织”的号召反“左”倾关门主义。你们很容易把反倾向斗争和个别人的问题混合起来，或者把倾向性与个别人完全脱离。这样一来，最易陷入虽然口口声声不离原则，实际上是倾向反倾向、人反对人、派别反对派别。

5月20日，xxx同志关于附会“左”倾关门主义的几个严重错误致全党的一封信中说：

在执扩会以后，因为我个人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存在，我自己在工作上虽然保持自己应进行的工作，但是精神上是苦闷的，因我党斗争的孤立，北省调和，吉东代表调和，自己就异常恐怖奸细名词到自己头上，感觉必须中央来人才能解决路线问题，小资产阶级的渺小、柔弱、动摇、可耻，缺点就在这里，因之我就在许多“左”倾分子的反党信件上，签了许多我的名。

关于省执委扩大会议，许多老人写了回忆录，笔者前面也有叙述，还有以下的版本。

xxx在“意见书”中写道：

“左”倾分子的鼓掌声中，首先在会开始就撤销老冯省书记，会场空气异常险恶，不但全会认为尚志同志威胁会议，这是全会同志所公认的，同时我还可以诚实说，在这次全会议吉东代表保中同志，是处在被怀疑地位，经过许多同志力争，才参加了此次会议。xx是被监视的地位。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会议中之“争吵”现象为东北党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武装威胁”“争吵”“叫骂”恶现象应有尽有。

同年5月9日，侯启刚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申诉书中说：

这次会议本应该成为xx同志第一次拥护中央路线的“伟大表现”。因为他先认定了珠汤会议的路线违反中央路线，其次掀起北省其他同志的附和，最后又到江南和吉东省委讨论了一次。这时候本可能使中央路线在北满开放曙光。可是不幸在会议中，被尚志同志挥起拳头一两点钟的一席话，xx则竟至不发一言，转冯群同志为群矢之的。保中同志以老练的舌锋，终未煽动起xx同志拥护中央路线的勇气。致一致通过了“误疑王康指示为右倾”、“珠汤会议一般并没有什么错误”的决议。这是说明什么xx同志说，这是说明尚志同志好给旁的同志加奸细的头号，因而不敢斗争。我的答复是革命者宁死不屈。我的工作历史短，工作地位低，尚志同志已经给我加两次了，但我并不害怕。xx是北省执委xxxxxxx此7个字为职务，笔者将其隐去，我不信吉东代表尚在，会议席上还杀了活人拉了吗

老练金策

金策，1903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城津郡今金策市，中等个头，较瘦，未到四十岁脑门儿上就开始脱发，那张挺有棱角的脸就显得稍长。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宁安县东京城区委书记、宾县特支书记、珠河中心县委秘书长、哈东支队军需处长。1935年后任3军2团、4团政治部主任、4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11月任3军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任北满省委书记，之后又兼3路军政委。朝鲜光复后，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1951年病逝。

因亡国、为救国流亡中国东北的金策，1927年在延吉县被捕，被押送汉城西大门监狱关押3年。出狱不久又在宁安被捕，关进奉天监狱，判刑7年，“九一八”事变后乱中获释。他有一兄一弟，都参加抗战，弟弟1932年被捕，也被押送汉城西大门监狱，从此下落不明。哥哥先在宁安县委，后调东满特委，在反“民生团”中被害。他在1941年1月11日写的金策履历书的“家庭、职业、现在何处”一栏中，写道：“农业、中农、1930年10月，在宁安县东京城离开家庭后，现不知何情，当时我家里有母亲、胞兄一、嫂一、侄儿一、侄女一，在延吉有两个儿子。”

2007年10月2日，韩国总统卢武铉跨越三八线访问朝鲜，曾在平壤参观朝鲜的著名学府“金策工业大学”。而当年讲一口流利汉语的金策，只在农闲时读过夜校，文化主要靠自学。1939年5月9日，他在给张寿篯的信中谈到刚起草的一份文件，“希望见阅后对有缺陷的或意不达明的地方，加以修改与补充”，对自己的文字能力似乎缺乏自信，却丝毫也不妨碍他思想的敏锐、深刻与犀利。

谈到金策，笔者采访到的老人，都说这人老练、稳重、宽厚，有兄长风度，讲原则，敢直言，常有独到见解。平时寡言少语，挺严肃，又不难接近，让人感到亲切、信赖。从赵尚志到普通战士，跟谁谈话，都是静静地听人讲完，有时还会问你讲完了吗。而他的意见，通常都是结论性的。

1938年8月25日，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认为“我北满党执行了二年来的反党路线”，“禹民同志对金策同志的意见书，有许多不同意的意见，而且还有反对的意见”，并逐一批驳，认为金策也一样犯了调和的错误，然后写道：

gu903();金策同志是我北满党强有力的主力中心干部之一。他几年来离开上级，使三军四师得到扩大与发展，那绝不是偶然一回事，即是金策同志能忠实于党、忠实于王康信中央路线所得到的成效。金策同志是有老练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作风，他有一贯的诚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