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危险信号

联军猬集下江，本身就犯了游击战大忌，蕴涵着极大的危险性。

彭施鲁老人说，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开始全面抗战，对东北抗联也是独特的一年。这一年抗联发展到最高峰，达3万余人，生存条件也从来未有的好。那时我在4军2师4团任政委，跟着1师到勃利县活动，住的都是地主的大院套，有的离县城就10公里左右。通常是晚上住进去，炮楼上放上警戒，白天搞政治教育、学文化、学唱歌。两个多月，只赶上一次敌人出扰，不得不转移。那儿不是根据地，敌人耳目很多，我们这支队伍近500人，多大的目标呀，敌人能不发现吗日寇说“三江省下江地区10余县被划为伪三江省笔者已变成共产乐土”，那它怎么不来“讨伐”呀那时咱们消息再闭塞，也能觉出不对劲儿，反常，甚至离奇，过去哪有这种事呀

老人说，当时有人觉得全面抗战了，小鬼子兵力集中到关内去了，顾不上咱们这边了。其实，正因为它在关内又发动侵略，就更需要在东北打压抗日联军，它得稳定后方呀应该说，后来的实践证明，1937年下江地区表面的平静是个阴谋。敌人最喜欢你聚堆。抗联的取胜之道，也是游击战的要义，是敌明我暗，我能打你，你却抓不着我，也就打不了我，而这一切皆在动中。而今，两万左右联军明晃晃摆在下江，岂不正中敌人下怀而且它一刻也未闲着，其中最毒辣的一招，就是搞“集团部落”。之前就是因为敌人大搞“集团部落”，许多部队在老游击区、根据地待不下去了，被挤压到下江地区的。现在，它又如法炮制，以一种假象麻痹我们，不动声色地加紧“集团部落”建设，“治本”不“治标”，只待树叶开门落雪了，就该动手了。

实际上，1937年刚迈入初冬，抗联的严冬就开始了。

6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日来得情报，日贼增兵下江各地，兵力甚厚。

8月15日，抗联总司令部、三军司令部给吉东省委并转五军军部信中说：

目前各军猬集依东，虽然给敌人很多困难，但是我们热烈号召江南部队，应当认识英勇突破新区的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是粉碎日贼“讨伐”有效办法，希望保中同志站在各军配合活动的必须条件上，加紧号召各军分头声援突破竞赛，以便胜利冲突今年度日贼“讨伐”以便准备一九三八年度的反日游击运动的新的形势的展开。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的信中说：

依东为各军猬集之区，队伍最多集结在此地，如五军、八军、九军，三、六军之一部，独立师现改编为第十一军这些部队，都不能分头突击，表现浓厚的苟安一时的状态，可是他们每天口里喊：“日贼计划，将我们趋于吉林东部，集而歼灭之”，可是有些同志，却表了与一些义勇军首领一样的庸俗的糊涂的态度，我们认为依东各军，将被敌人迫挤，而四散，那时才能突击，这种自然性的开展突击，是极危险的。

关书范认为，联军密集下江，正是中了敌人大包围的政策。

侯启刚认为，联军今年不远征，明年一定会遭受严重打击。

金策认为目前形势非常危险，首先是违背了游击战的原则，更可怕的是联军不能统一号令、行动，各军在下江地区打圈子，为利益争执、摩擦，而看不到这种危险性。为此，3军、6军抽调精锐，组建一个模范师，由6军1师师长马德山任师长，金策为政治部主任，向同江、抚远、饶河、虎林等边界地区突击，开辟新区，牵制、调动敌人，当然也期望这个行动能够起到模范带动作用。

3军去年秋末冬初开始的历时半年多的西征，胜利和代价都是巨大的，战略上调动了敌人，减轻了下江联军的压力。眼下，抗联史上少见的兵力猬集，各军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用说了，其潜伏着的巨大的危险，即便有些人看不出、悟不到，在有识之士的不断点拨、警告、吁请下，也应该明了了。1937年的东北，特别是北满，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联总、3军8月15日的信中，也指出一些方向、地区。各军有计划地将主力撤离下江，既能抢得先机，避免被动挨打，又使联军不再摩擦，甚至后来党内的“路线”斗争或许也能避开，或者缩小范围，降低影响，应该是一举数得的事。

远征，开辟新区，就是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进击，而所谓“统治薄弱”的主要特征，就是尚未建立“集团部落”。3军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人看到的则是另一面，新区没有党群关系，沿途地理不熟，还有敌人阻截，困难、危险会更大。有的则为眼前表象所迷惑，并迷恋，让他们离开安乐窝，像3军那样露宿风餐，饱尝“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滋味儿，也真像大象的屁股难推动。至于8军那样不择手段地征收捐税，攫取各种物资，目的之一，就是准备落雪后进山猫冬了。

在“我不是替尚志说话”的那封信中，谈到8军和3军的冲突，张寿篯说：“日贼看你们闹的真乐，你们都帮助日本。”

日本鬼子乐的不光是联军之间的冲突，还看到联军在下江按兵不动。

第32章误会与分歧

珠汤联席会议

1934年4月、6月、9月、12月，上海中央局曾4次遭到破坏，都是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而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是10月份从上海中央局调来的。王明、康生即怀疑满洲省委也有问题，指示杨光华等省委主要领导到莫斯科讨论工作，实际是撤销了满洲省委。

二十七岁的代理书记，显然是意识到了满洲省委的末日，及其对正在浴血奋战的抗联将士将意味着什么。1935年4月5日临行前，发出中共满洲省委临时通知，要求“各地党团应经常遵循中央的指示，努力把它适合各地的状况，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

这应该是满洲省委成立8年来的最后一份文件，也是一封语重心长的告别书。

很快，从莫斯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代表团海参崴交通站，再到吉东特委，最后到东北各地党组织，一条新的领导渠道开通了。

吉东特委取代了满洲省委，指导、领导平行的各地特委中心县委。

问题不仅是名不正、言不顺，有悖党的组织原则，还在于1936年满洲省委正式停止工作，而留守机关一直存续到6月，王明、康生始终没有通过任何正式渠道宣布撤销满洲省委。

组织关系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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