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线是我们的生命”

当于保合教授他的弟子学习收发报，“滴滴答答”的声响歌儿般在伊春河畔高唱时，携带书信、文件的地方党和抗联的交通员，正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的山水间跋涉。

电话、电报作为科技文明的结晶，人类早就开始享用这种便捷的通讯工具了。别说土八路，江西红军反“围剿”，战地指挥，前后方联系，就是这样。东北不行，从满洲省委到抗联各军，上级指示，下级报告，全靠人力送达。就是1940年春以后有了电台，各军、路军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仍是这种古老原始的手段，凭一双双脚板在乡镇村屯、深山老林奔走，编织起一条条交通线。当年写到纸上叫“交通员”，落到嘴里就是“跑交通”、“送信的”、“跑道的”、“拉道的”“拉道”本意为向导、带路。还有过界去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叫“国际交通员”，又叫“特别交通员”。

那时，省委、特委、中心县委、县委和军长、师长、团长的身边，是时刻少不得交通员的，有什么指示、命令，或者需要请示、报告，或口头，或书面，立即将交通员派出去。但是，十四年抗战，东北党和抗联到底有多少专职和兼职的交通员，这个数字恐怕是没人能够说得清的。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中说：2路军“总指挥部交通队，人数五十名”。

而看看1935年12月2日中共吉东特委给各县委的指示信中的一些文字，今人就会对交通员有个大概的了解。

一县委的专门交通员最少要有三个以上，一个专跑特委和县委之间；一个专跑队伍和县委之间；一个专跑区委和县委之间区委多得按实际情形增加交通员，一个区委交通员至多知道两个区委的关系。此外还要准备几个候补交通员，以便临时派遣或代替发生问题的交通员。这几个交通员不要他们互相知道和认识。

二交通的管理不要县委负责人直接管理，应当设一专门管理交通的交通站。交通站最少要有四人：一人专门管理特委的交通员，一人专管理队伍的交通员，一人专管理区委的交通员，另一人为交通站站长。站长和以上三人发生直接关系但不要他三人互相知道和认识。文件直接由该三人从交通员处拿来时交给站长，由站长再转交县委负责同志。这样县委负责同志除站长外，不认识管理交通的人和交通员。

三当交通员的人应当是选择最忠实，勇敢，耐劳和善于应付环境而有坚决牺牲精神的同志来担任，绝对不应该随便抓起来一个人，就叫他当交通员。交通员的住址除管理交通人知道外，绝对不许让多人知道，而管理交通人的住址，除站长知道外也不许别人知道。交通站的工作员和交通员都不要参加任何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他们作什么工作和到什么地方去，绝对不许别人知道。同时，也不叫他们知道许多的群众和党的关系。

前面第22章写过几笔的老交通员李升，人称“抗联之父”。

李升，1867年生于山东省德县今德州市，1894年因家乡发大水闯关东，淘过金，种过地，打过零工，1915年到俄国修铁路，1919年回国在黑河跑邮政。1932年邮政马车被伪军拉去运军火，连走十几天，马累得走不动了，伪军就打。李升说别打了，哑巴畜生也是条命呀。伪军说打死活该。李升抄起块木板，照那伪军后脑勺就是一下，说打死你也活该。

敌人杀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把火烧了他的家，他躲到汤原县鹤岗七号屯给人种地。冯仲云到这里发动群众，李升非常敬佩这位大先生的学问。唠起打日本，李升眼里冒出火星子，二话没说，就说你说让俺老头子干什么吧。

李升从小练武，身板硬实得小伙子似的，那也毕竟是六十五岁的人了。倘是有手好枪法，组织游击队时，上队对付几年，打死几个鬼子，也算有用之才。而冯仲云看重的是他走南闯北，眼界宽，路子熟，胆大心细，脑子活络，这就是个交通员的人才了。那时“交通”、“交通员”的概念，对许多人还挺陌生，可冯仲云是何等人物呀。

从此李升就到哈尔滨为满洲省委跑交通。不管什么时候，有任务拔脚就走，南满、东满、吉东、北满到处跑，跑得最多的是北满。有人说北满抗联活动的地方，没有他没去到的。省委干部下去调研、赴任，也常由他护送。像杨靖宇、张寿篯、赵一曼、冯仲云等人，他都送过。遇上敌人盘查，说你说这旮旯话，你儿子怎么是个南蛮子他就说俺屋里的是个南蛮子，他是在那边长大的，这不就弄一口南蛮子话回来了吗俺听着也别别扭扭的不得劲儿。

李升有个“百宝囊”，一个大帆布兜子，刀斧锯是必备的。冬天进山，晚上露营，砍锯些木头，用火镰点着了，好在那火堆旁睡觉。夏天也得弄堆火，防野兽，驱蚊子，不然冻不死，蚊子一夜也把血喝干了。还有个用桐油油过的布袋子，过河前吹胀了扎上，就成了“救生圈”。吃的当然少不了，通常是包米面大饼子，或是炒面，还有点儿盐。他好喝两口，身上挎着个用晒干的牛膀胱做的酒壶，走乏了，坐哪儿，拔掉那节包米骨子壶塞，仰脖咕咚几口。再掏出烟袋，吧嗒一袋老旱烟，就心满意足地继续跋涉。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文件。张寿篯曾说“交通线是我们的生命”，那文件就是交通员的生命。文件有的直接用墨水写，有的用米汤写，接到后用碘酒涂上，就显出茶褐色的字迹。后者对付宪兵、特务和有经验的敌人，有时也难。李升的衣服里外都是补丁，那时乡下人这种穿戴毫不奇怪，文件一般就缝在那补丁里。通常是藏在袖口里边和衣襟底下，这样情况危急时，便于拿出来毁掉。下雨、过河时，要提防着别弄湿了，晚上睡觉别让火烧了。

彭施鲁老人说，那时有种叫“拍纸簿”的信笺式本子，一张薄纸配张厚纸，专供复写用的，厚纸留作文件底稿，薄纸作为报告、请示送走。这种薄纸很有韧性，交通员把它捻成纸条，夹在麻坯里搓麻绳，当乌拉带用。比较而言，这是最安全的，当然只有冬天才能穿乌拉。

1937年8月26日，宋一夫、周保中给王光宇并转二师师党委信中说：“我军最近西去交通员均被敌人伏兵追捕，将一切重要信件文书均损坏，幸未被敌获去。”

李升跑交通8年，曾5次被捕，文件从未被敌人搜获。最后一次是1941年，敌人用尽酷刑，把竹签子扎进他的指甲。还把他拉到牡丹江边，看着把“犯人”填进冰窟窿里。他就说俺是个庄稼人，你们让俺说啥他被判10年刑，“八一五”光复后出狱。

1940年秋，北满省委一个交通员被捕叛变，供出省委地址。敌人立即派出一支精干部队，由叛徒带路直奔省委驻地老金沟。

3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得知这个消息，已是几天后了。这时，他正率12支队在小兴安岭南部的臭松沟活动，老金沟在小兴安岭西坡，相距350公里。问题不在远近，而在于没人知道老金沟的具体位置，沿途道路也不熟。许亨植心急如焚之时，省委交通员于兰阁从老金沟送信来了。许亨植当即让炊事员倾其所有，给于兰阁做了顿“好嚼裹儿”，吃完后立即出发，限令他9天内必须返回省委。

于兰阁，吉林省桦川县今属黑龙江省人，1915年出生，1937年参加3军1师警卫旅，先后任宣传员、指导员和3军、省委交通员。从老金沟到臭松沟，通常得半个月，他来时用16天。这次回返，头3天硬是脚步没停，第4天傍黑时，也不知道怎么就倒在林子里睡着了，亏得下半夜下了场小雪，把他冻醒了。醒来一惊，赶紧继续前进，终于在第8天晚上，即连续奔波24天后，赶到了老金沟。

李升的手脚也冻伤过，但是没有落下残疾。曾任3军警卫团团长的姜立新，人称“姜秃手”、“姜秃爪子”，手指还剩几个，脚趾都没了，走路像小脚

gu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