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儿山、锅盔山、四块石等等，李敏待过的密营多了。有利用山洞修建的，有半地下的地窨子，大都是像4师这种称做“木刻楞”的木头房子。四面墙都是电线杆子粗细的原木垒叠的，里外用泥糊一下，风吹雨淋有的剥落了，往里灌风。打从人类穿上衣服有了家后，睡觉好像就得脱衣服了。那时的庄稼人，包括许多土财主，脱得更彻底，大人小孩，一丝不挂。一是没衬衣，二是就算有，穿衣服睡觉特别费衣服，也舍不得。抗联没有脱衣服睡觉一说，不光不脱，临睡前还得把穿戴拾整一番。头上狗皮帽子，脚下乌拉头，衣服扣子扣好，再把腰上皮带或麻绳系一遍。待到早晨起来，嘴巴脸上结满霜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成了白胡子老头。

在家时，房子也四面透风，好歹有床破被，更重要的是身下那炕是热的。密营没被，老同志大都有件大衣，白天穿，晚上盖。李敏刚上队没大衣，马司务长就把他那件油渍麻花的日军呢子大衣给她盖着，那也冻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可比起后来露营的日子，已是天堂了。

刚上队时，密营里就她和李桂兰两个女的，马司务长年纪大，就挨着她睡。到帽儿山后，女的多了，男男女女一大屋子，就年纪最大的女的挨着男的睡。有的也用板皮或箱柜什么的，在中间隔开，里边睡女的，外边睡男的。那时那人比较单纯，有歪歪心眼儿的人少。

帽儿山密营里有两台缝纫机，就成了6军被服厂。各军密营里都有被服厂，南满被服厂叫“机器房子”，北满管缝纫机叫“机器”，还有叫“自缝针”的。

忙时，那机器白天晚上就那么“咔咔咔”地响着。

第一台机器，是1934年秋从大地主老夏家缴获的，同时还缴获一批白布，游击队给送进山里，建起被服厂。厂长裴成春和李在德、刘思淑、许贞淑，都不会用机器，县委找来个裁缝张师傅，李在德最先学会了。游击队不断发展，被服厂也不断扩大，李敏、李桂兰等人也来了。

买的缴获的许多是白布，第一道工序是染色。把黄波罗树皮放大锅里熬开半个小时后，把树皮捞干净，布料放进去浸一阵子，捞出来晾干就成了淡黄色。柞树皮也行，效果差些，跟牛皮纸的颜色差不多。军装样式是中山式，帽子是苏联红军的尖顶帽，中间有个红布剪的五角星。各军服装的颜色，式样不一致。国共合作后，吉东有的部队帽子上嵌的是青天白日。就是一个军也难得统一，比如6军这批买的缴获的是黑布，那就只能是黑色的了。待到1938年后，密营陆续被敌人破坏了，各军又都像当初的游击队似的，什么色的都有了。

最忙的是换季时，机器活，手工活，手脚不闲。晚上舍不得点油灯，就点松明子，一个个那脸都熏得灶王爷似的，吐出的痰都是黑的。李在德老人说，困哪，不知不觉就把手指头送到针脚下，被机针扎穿了，一下子疼醒了。有时都顾不上包扎，赶紧看看是不是把机器弄坏了。就是根机针，也是来之不易的宝贝呀。没事，把手包上，继续干。

被服厂也是抗战形势的晴雨表。该忙时没活干，那就是不大好了。有时大雪飘飘，大批布料、棉花还没送上山，那人就急出满嘴泡了。

有时呼啦啦送来一批伤员，“机器房子”被服厂就变成了医院。

平时，密营里就是些非战斗人员。像在地方暴露、可能被抓捕的抗联家属，主要是老人、孩子。更多的是伤病员，其中包括戒大烟的人。收编的山林队，哗变的伪军，老弱病残和烟瘾大的，给路费回家了。年轻，烟瘾不大，又愿留队，就送到密营里戒烟，戒掉就归队了。

在大山里建密营，是环境逼出来的。就说伤病员吧，有根据地时可以放在老乡家里疗养，根据地没了，怎么办

中医，西医，乡下的土郎中，乃至听说个什么偏方就给伤员用上了，就成了“医生”的人，各军密营多数都有个把的。其他各色人等，只要能下地帮把手的，就都算护士了，被服厂的女兵当然更是主力了。

提起王耀均“王医官”，6军老人没有不跷大拇指的，说这人救了多少人哪。那时管医生叫“医官”。5军医官管毅，大家也是齐声称赞。可无论是管毅、王耀均这种比较正规的医生，还是那种几乎全凭胆量，拿起木匠家什就动手术截肢的“医生”，最大的难题都是缺药。

没麻药，动手术前通常吃点大烟止痛。张瑞麟的右下颏骨被子弹打碎了，给他动手术的徐哲可是个人物，正儿八经的哈尔滨医学学校毕业，后来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那也没辙，连大烟也没有。先在腮帮子里外清除些烂肉，再由人帮着把伤口挤压合到一起，用缝衣服的针线就缝开了。那时动个手术，几个棒小伙子按着，像杀猪似的。这又不像锯条腿，想哼一声都不行，一口牙没几颗了，想咬牙也不成，就那么硬憋着、挺着。

也是1军，1师3团9连1排8号战士李成才，右手被子弹打了个双眼透，送去医院，6个伤员只有1贴膏药。

2军6师军需部朴部长，左脚负伤，送去密营住院，没医生，也没药。眼瞅着伤口溃烂，一天天蔓延，大家“会诊”，一致意见是得把脚锯掉。六十多岁的8团4连老兵老崔头，找来把锯，比划一阵子摇摇头。不知从哪儿弄个罐头盒子，花半天工夫做了把锯，“嘎吱嘎吱”就锯上了，活生生“嘎吱”了两个多钟头。

如今戒毒，有专门的戒毒所。那时戒烟什么没有，就是让你在密营里待着，远离毒品，硬憋死抗，憋抗过去就算成功了。伤病员所谓住院，主要就是免除了行军打仗，能够休养、将养。营养谈不上，反正每天能吃上三顿饱饭就是了这还是1938年前。

曾当过半年服装厂厂长的曹曙焰老人说，偏方治大病，那时光治枪伤的偏方就多了。像老倭瓜瓤子糊伤口能止血止痛，把串地龙根子煮了捣烂能治伤，老鸹眼树皮效果最好。这东西山上有的是，扒了熬成膏，糊上就行。连队干部战士用嘴嚼烂了糊上，轻来轻去的自己就“扎古”治疗了。

老人们都说，那时打仗，缴到好枪最高兴了，再就是药。打进个镇子，日伪的医院、药店里的药全部没收，中国人的赶紧拿钱买。

主要还得就地取材，靠中草药。开头没几个人认识，后来都行了，有空就出去采集，回来就捣呀熬的，成半个土郎中了。

1935年8月23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来信中说：

二、三军如缺医生时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会熬膏药的，该膏药治枪伤很有把握，且价钱不贵，他们用时可派去专熬膏药。

1934年12月，张同志给司令部的报告中说：

病院二伴子，苦的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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