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火推平了，官兵就隐蔽在废墟中向敌人射击。老百姓送水送饭，给伤员包扎、喂饭，青壮年男人拿起烈士的枪。不会打枪，学会拉大栓、装子弹、扣扳机，就拿冲上来的鬼子练艺。子弹不多了，孙家小铺大院的主人孙兴元，把埋在地下的2000多发子弹全拿出来。
10点多钟，利用夜幕掩护，官兵突出包围。
九里六战斗，毙伤日军几十人，救国军牺牲28人。
这是土龙山暴动后的第一场战斗，应该说打得不错，可接下来就不大行了。
跟古今中外的侵略者类似，大规模的义勇军抗战失败了，关东军就觉得大局已定，着手建设“王道乐土”了。没想到按住葫芦浮起瓢，土龙山农民又造反了，周围各县群起响应。它必须杀一儆百，灭掉这支队伍，不然东北将到处都是土龙山。
无论谢文东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暴动后向南转移都是对的，那里偏远多山，利于作战、生存。可九里六战斗后，得知10师团撤走的消息，又决定回土龙山，而10师团只是与3师团换防。6月初，谢文东又率队伍奔去虎林、饶河。
远去虎林、饶河，是为求得苏联援助枪械弹药。
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报告中，说有的义勇军找到我们，“其目的就想经过我们取得苏联的帮助”。
在许多义勇军、山林队心目中，你们都是共产党，信的一个主义，那就跟磕头弟兄差不多，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一些党员也觉得苏联是“阶级祖国”，应该不成问题，有人甚至主张过界去苏联境内去建立根据地。
谢文东率救国军到达虎林县三人班，见到饶河游击大队大队长张文偕、军需长李学福。听明来意，张文偕觉得好笑：哪有这种事呀俺们的枪弹都是从日本子手里夺的。
这无疑是给谢文东泼了盆凉水，他不死心，也有点儿不信，就决定派人过界去试一试。几乎是同时，在密山的李延禄也派人过界求援弹药，结果苏联表示只能在道义上进行声援。而谢文东派出的人，由于日军封锁，连江也没过去。
白跑一趟，没辙了，东跑西颠又回了土龙山。
小半年过去，当初跟着谢文东暴动的大户，许多又当了保长、甲长，只是这回是给日本人当差干事了。当初觉着跟他沾光的人，这回唯恐避之不及，“沾包”受牵连惹事了。人称“马二爷”的马春德，“九一八”事变前当过土龙山区自卫团团总，事变后在李杜的自卫军当过旅长，谢文东在他手下当团长，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伪自卫团团长。见到谢文东，这小子人模狗样地端起架子，训斥道：打你挑头闹事，土龙山死了多少人眼下还拐带这么多人，跟着你遭罪送死，你对得起乡亲们吗
既是长者，又是老上司，谢文东对他本来挺尊重，这下子火了，指着他带回来的那些人：你挨个访访，哪个是俺拐带出来的
土龙山暴动对侵略者的打击是多方面的，“买”地价格变化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是认识了中国人不可欺、不好惹，光靠硬的不行，还得“恩”威并施。软刀子杀人更厉害，鬼子这一招对谢文东的打击是致命的，一些战友、故旧态度的变化，则使他感慨万千，影响更加深远。而救国军官兵看到鬼子不像原来那样烧杀了，马春德之类再宣传回家种地发张证明书，就成了“良民”，一些人就请假回家了。
当初1500多人的队伍，就剩300多了。
秋风凛冽，身冷心寒。9月底，走投无路的谢文东，决定离开土龙山，到牡丹江西大山里猫冬。10月12日晨渡河时，被日军袭击、包围，官兵奋勇冲杀，向东退往勃利。14日又遭日军追击，救国军溃不成军，谢文东仅带着三个儿子和十多名部下，逃入依兰县吉兴河山里，之后又转移到林口、方正。
大雪飘飘，这是土龙山暴动后的第一个冬天，是谢文东五年抗战生涯中最难熬的冬天之一。
年底，李华堂来了。英雄末路，难兄难弟。李华堂在冬季“讨伐”中也损失惨重，来见谢文东，劝说他去哈东找赵尚志，寻求帮助，重整队伍。
在去虎林向苏联求助前后，谢文东曾三次派人进关找李杜，希望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援助。结果是两下皆空，而赵尚志的哈东支队威名赫赫，又近在咫尺，也就只有这条路了。只是不知是生性多疑，对共产党怀有戒心，还是自视土龙山暴动的光环罩人，放不下架子，不想留下过深的上门求人印象，抑或是正赶上身体不适，以及其他什么原因，反正他没动弹，倒是比他大一岁的李华堂不辞辛劳地去了。
接下来就是李华堂到宾县，赵尚志来方正，赵、谢、李三人会面、协商，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前面已经写过了。
而在此前此后，对共产党疑虑重重的谢文东，却表现得比李华堂更积极，曾几次要求将所部编归3军。
这就是谢文东。
“奸老奤”
李华堂八十多人，枪械精良，组织是半正式军队、半“胡子”式的，反日坚决下层士兵常说：“宁将枪毁坏，不投降”，下层士兵百分之五十兵士，百分之二十五工农，其他是“胡子”县委另一报告说下层大部分是流氓，对群众关系较好不压迫，经常向地主、富农、把头抽捐。对其他义勇军关系不密切，不相信别的义勇军因过去与义勇军联合作战时，这些义勇军不坚决，逃跑。李华堂本人有些政治头脑，在士兵中有相当信仰，有时能接受我们部分的主张，曾共同作过战，相信游击队抗日坚决、有办法。下层士兵一部分要求参加我们的队伍，很愿同我们联合行动，我们部队与他们相遇时，替我们准备给养、住所等士兵曾有私偷军器送给游击队的。队内原有一党员，一工会会员，后又派三人秘密进去作下层士兵工作。
以上摘自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写于1935年1月，作者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