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抗日队伍有难，赵尚志都不可能不伸出援手，更不用说对于李华堂和谢文东了。这两个人在下江松花江下游，当时通称“下江”地区有很大声望，特别是谢文东，土龙山暴动声播海外。早在1934年5月19日，即土龙山暴动后的两个多月，满洲省委即指示珠河县委：“土龙山的队伍是非常重要的部队，责成你们动员党团员或最好的群众或好的义勇军队伍或义勇军下层的个别战士去建立起联系与下层工作，来造成与珠河游击队行动的配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它。”

3月初，已经不止威震哈东的赵尚志，率3军政治保安营、少年连和1团东去方正县，在大罗勒密见到谢文东和李华堂。

这在东北抗联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见，穷途末路的谢、李自是非常高兴，两部官兵也受到鼓舞。

赵尚志主要讲了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在反日救国的前提下，不分信仰，不分政治派别，可以保持各自的政治主张，互不干涉内部政治行动，联合起来，互相支援，求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经过协商，决定在不投降、不卖国、不扰民、不阻碍民众反日等条件下，以3军和谢、李两部，另有祁致中的“明山队”等义勇军，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举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张寿篯为总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为总秘书长。同时成立军事委员会，谢文东任委员长。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也是此前各地党的武装与义勇军、山林队的联合难以比拟的。由于谢文东、李华堂的身份、地位和影响，这等人物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日联合军，党和党的武装自然声望大增，有力地推动了哈东、下江地区的反日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

也就有了后来的3军与8军的恩怨是非，有了“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的民谣。

此话留待后续。

第14章突击突击

“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

珠河游击队在三股流成立时，以三股流为中心的道南根据地已经颇有模样了。

1933年7月10日，团珠河县委关于目前形势及组织状况等问题的报告中说：

珠河一带形成了三种不同性质的区域。珠河街、河东，一方面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地方，乌吉密、小五站、黑龙宫、五区是直间接统治的地方，娄家窝棚、亭家店、石头河子、苇塘沟及其他山沟里的农村，是无政府状态。

其实，除了大中城市，东北各地农村基本都是这种状态。而珠河中心县委能够创造出非同一般的业绩，在于这是个比较成熟的坚强、精干的班子。珠河游击队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立足地，并不断地得益于县委的领导、支持。而有了这样一支武装，珠河游击区则迅速扩展，红地盘益发红火。

巴彦游击队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像个没家的孩子似的。这样一支队伍迟早是要垮掉的，北方会议那一套更是加快了这种步伐，使这支稚嫩的队伍还未来得及寻摸到生存、发展的路径，就在那冰天雪地中消逝了。

首先在无政府状态地域恢复秩序，接着就是拔据点，打伏击，在日伪间接统治的地盘上大展身手，并向道北黑龙宫一带突击，建立起以侯林乡、秋皮屯为中心的道北根据地。到1934年秋，哈东支队游击区已遍及五常、宾县、珠河、双城、阿城、苇河、延寿、方正等县，而珠河四区、五区，宾县二区、三区、七区、八区，延寿二区及三区一部分，五常五区及四区一部分，双城九区一部分，则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地盘。

哈东游击区普遍建立了反日会，仅珠河县就有会员约1万人。

在被称为红地盘的根据地，普遍建立起农民委员会，珠河县还成立了农民委员会总会，下设总务、武装、生产、拥军、经济、肃反、妇女等7个部门，代行政府职能。1935年10月成立的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就是在农委总会基础上建立的，总会会长吴景才任县政府主席，人们都称他“吴县长”。成立大会发布大中华民国珠河县革命政府布告，号召珠河人民在革命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反日活动，发挥各种反日群众组织和反日武装的作用，粉碎敌人的秋季“大讨伐”。

在游击区和根据地，还组织了农民反日自卫队、青年义勇军、模范队，与南满的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类似。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在三股流成立时，除其他各界人士外，有农民反日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模范队4000多人参加庆祝大会，并接受检阅。用当年老人的话讲，洋枪土炮“扎枪头子”红缨枪，那也是刀枪如林“海了去了”形容极多的样子。

红地盘内建有兵工厂、被服厂、医院，还有学校，孩子免费读书。没收汉奸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不收地租，军烈属的土地实行代耕。税收是低额累进制，五垧地以下每垧每年五角钱，五至二十垧每垧一元，二十垧以上二元。而日伪统治区为每垧一至二元。红地盘的税率低于“满洲国”，连日本人都不能不承认。胡子不敢来，棒子手、砸孤丁、小线绝迹，在那个遍地起胡子的年月，堪称奇迹。

日伪当局称：“珠河地方俨然成为一共产王国。”

1933年6月13日，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会议上，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说：“恢复治安的手段，有讨伐，有招抚，有政治工作。但军队恢复治安的唯一无二的手段是讨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