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宣传反日救国，许多大粮户出粮出钱出马出枪，支援游击队。现在鬼子、大户一起打，大户们不干了，说小鬼子欺负俺们，共产党、红军也不饶过俺们，没活路了

本来就在分化、动摇着的有产阶级，迅速成了敌人。

东兴战斗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主武装都成了对头，而且打得很顽强。

原来队伍中有不少大户子弟，最早发展入党的11个人中，还有两个。这回独立师以大户为敌，纷纷离队而去，还带走不少人。

一些原来经常联合作战的山林队，也不愿与独立师合作了。

赵尚志忧心忡忡：好虎架不住群狼，都“起哈子”合起伙来、一齐起来，“哈”音há打咱们，还怎么打日本子呀

有人认为，张甲洲一开始就走的地主路线，要对他发动斗争。以赵尚志为首的党员，则是放弃了党所赋予的任务，忠实地执行了土匪式的地主富农路线。

当时，要让这些在第一线滚打的人搞清这样的“路线”问题，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在实践中本能地意识到，反日不能这么个反法，这样反下去就把自己反得没路走了。可要他们不执行、反对省委的指示，也是不可能的。这道理也像前者一样，是太普通、太简单了。

前面写过的汤原游击队，后面将会陆续写到的各支队伍，其诞生和成长历程，无不得益于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的指导、支持，同样也无不受到“北方会议”的干扰、破坏，乃至摧残。由于各地斗争环境的差异，“北方会议”精神传达的早晚，受其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而巴彦游击队距省委最近，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

张甲洲从北平回东北时没带组织关系，“北方会议”后又被视为执行地主路线，这时省委已不再认为他是党员了。这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巴彦游击队现在是红36军独立师的创建人，虽未公开反对省委指示，但那矛盾、隔阂已是难以消除了。

赵尚志伤愈归队后，见队伍成了这个样儿，在官兵心目中一向都是有一套的“小李先生”，也无能为力。他曾公开表示，省委指示是错误的，省委不了解这里的斗争情况。对于有人主张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他也没有执行。这就招致了11月20日满洲省委关于撤销小赵同志工作的决议，认为赵尚志搞了右倾机会主义，执行“富农路线与军事投机军官路线”，持有“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的观点，决定“撤销赵尚志同志过去省委所付托的省委代表任务”，应分配到下层群众中去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一个多月后，赵尚志在泰来县看到这个决议。独立师12月上旬自安达站西进，准备与马占山旧部邓文、李海青的义勇军合作抗日，到达泰来得知邓、李所部已去热河。遂决定向汤原地区进军，到那里开辟地盘，进行武装斗争。

这是一次艰难、漫长、危机四伏的进军。数九隆冬，大雪纷飞，沿途地主武装不断骚扰。尽管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也不能不执行省委决定。打土豪，没法分田地，就分粮食，分车马，分浮财，一些穷人不敢要，就硬给人家送去。

就这么一路折腾着，经林甸、明水、依安、拜泉、通北、海伦、绥棱、庆城，进入铁力县境时，有队员误缴鄂伦春人的两支枪。后面将会写到，日寇挑拨民族关系，收买少数鄂伦春人袭击抗联，北满抗联没少吃亏。可眼下日寇还没来得及做这等工作，而游击队一路不断遭遇敌情，到处都是对头，有些神经过敏，见到扛枪的人就想先下手为强，应属一种擦枪走火的意外。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枪是他们的饭碗和命根子，这下子火了，两百多人围打游击队。官兵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鄂伦春人几乎个个都是神枪手，队伍伤亡惨重。

一个东兴城战斗，一个遭鄂伦春人攻袭，是巴彦游击队成立后两次最大的失利。而比什么样的失利都更难承受的，是“北方会议”后的孤家寡人抗战路线。之前可以白手起家，每次受挫都能迅速恢复生机。照眼下这条道走下去，上上下下都明白，没多少指望了。

这时已是1933年1月上旬，春节将至，离汤原也不远了，大都是巴彦县人的官兵，纷纷要求回家，不得已只好西返巴彦。待到巴彦县骆驼砬子山时，已经溃不成军，带不下去了。

“九一八”事变后，哈东最早兴起的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这样消逝了。

未打死一个鬼子，先丢了党籍

赵尚志和张甲洲、吴福海等人来到哈尔滨，找到满洲省委。

省委召开几次会议，研究巴彦游击队失败的原因，认为赵尚志右倾，执行了地主富农路线，不讲少数民族政策，是游击队溃败的主要责任者。

省委决定，开除赵尚志的党籍，给予吴福海留党察看处分。张甲洲已不被视为党员，也就谈不上处分了。

省委责令赵尚志检查错误，他不但拒绝了，还找省委领导申辩、理论，有时言辞很是激烈。有人给省委写信，说他“对党的领导机关敌视谩骂以至脱离党的态度”。

1935年1月12日，在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恢复赵xx赵尚志笔者同志党籍的决议中，说“赵xx同志在领导张甲洲队伍中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126”指示信1933年1月26日王明代中央起草的写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编者注已经发表近两年了，省委已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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