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队接着道：“还有王高瞻，你认识吧？他儿子说是自己杀的人。啧，想不明白啊。估计以为是他爸爸杀的人。”

电视机的上方挂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黑色的相框嵌着褪色的旧照，郑显文直愣愣地看着，片刻后扯了扯衣领，对着照片上的人，忽地笑了。

张队听到笑声，垂眸看了他一眼，对他此刻的神情感到陌生。重新走到置物架前，指着正中间的一把小刀，问他：“这把刀为什么要放在架子上？是什么用的？看起来风格不搭呀。”

他回过头，发现郑显文已经站在他身后，笑着说：“是杀人的刀啊。”

笑容里没有悔意也没有戾气，仿佛在介绍一把稀疏平常的工具。倘若换个场景，可能还会有些许阴森。

此时正好有人敲门，“笃笃”的节奏声打断了屋内的沉寂。张队的同事离得近，大步过去拧下门把手，黄哥站在外面，举起手里盖好章的纸，说：“张队，证件下来了。”

张队慢条斯理地戴上手套，将那把刀拎了起来，朝郑显文偏头示意道：“那就，走一趟？”

郑显文喉咙干涩，清了清嗓子，说：“先让我抽根烟。”

袅袅升起的白烟模糊了二人的面貌，呛鼻的味道充溢在空气中，压过了房间长久不通风而积攒出的清淡臭味。

张队陪着郑显文坐上车时，他周身还弥漫着那种肖似冷风寒霜的凄苦味道。

一直到南区分局，郑显文都表现得极其冷静，带着一种早有准备的镇定。

坐进讯问室，他好奇地左顾右盼，发现跟上次过来相比，部分设备已经更新换代。

他配合地回答了一些基础问题，态度诚恳，随即像是忽然想起来，问道：“何警官呢？”

黄哥正在摆弄桌上的各种资料，闻言抬起头，心情略微复杂地说：“你们……你能不能告诉我，何队有什么特殊魅力？我想学习一下。”

郑显文笑得开怀，半点也没有被抓捕的恐惧：“何队？她那么快升职了啊？”

“你们来一个点一单，她想不升职也难啊。”黄哥说，“她现在不在。”

郑显文真是经不了夸，维持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又冒出点无赖的性质：“那我等等她，快到正常上班时间了。”

黄哥说：“她今天请假！”

不等郑显文撂几句威胁的话，他又拿起手机，放弃挣扎地说：“算了，我帮你打电话问问吧。”

上下班高峰期的路况过于拥堵，几人在讯问室里干坐了40来分钟，何川舟才驱车抵达分局。

黄哥腰背酸痛，顾不上什么形象，几乎是瘫坐在椅子上。

郑显文一张嘴闲不住，主动给他们讲自己在狱中得到的感悟，表明自己不算是太坏的人。

张队跟黄哥都不胜其扰，左耳进右耳出地听着。

这诡异的画面直到何川舟出现才终于打破。

她脚步沉稳地走进来，先朝几个同事点了下头，转向郑显文问：“要见我？”

郑显文两手摆在桌上，坐正了些，招呼道：“何警官，早上好啊。”

何川舟坐到新搬进来的椅子上，目光沉静地看着对方，抬了抬下巴示意他说。

郑显文平日轻浮惯了，此时态度严肃反倒有些不自然：“还没谢谢你给我妈收尸。”

何川舟顿了两秒，说：“不用。”

郑显文问：“她是怎么死的？”

郑显文应该是知道答案的，只是告知他结果的人都懒得同他详述，认为是他的自甘堕落促成了他母亲的死亡。

“郑尽美吗？”何川舟回忆了下，斟酌着道，“她希望我能把你早点弄出来，我说我没有那神通。”

何川舟第一次见到郑尽美是在医院。她跟着师父过来给郑显文做笔录，后者坚称自己的轻伤是不小心摔出来的，被人按在地上差点剁手是对方在开玩笑，还要爬起来给两人表演武术节目。

何川舟没有办法。

当时郑尽美站在医院走廊的窗户前悄悄抹泪，怀里抱着个保温杯。身上衣服被不知名的人扯得乱七八糟，领口的布料都撕烂了，头发也披散下来，额头还有一块遮掩不住的红。

何川舟看着她的模样，于心不忍，过去给她留了个号码，告诉她：“有事可以过来找我。”

郑尽美没有麻烦过她，有时路上碰见她执勤，也不敢上来搭话。一直到郑显文被抓捕，她才过来找这个唯一认识的警察。

她找过何川舟三次。

第一次是郑显文刚被移交看守所，确认起诉。

她给何川舟送了一袋苹果，犹豫再三，开不了口，没说要干什么就走了。

第二次是郑显文被法院宣判，正式入狱。她过来问何川舟，郑显文大概多久才能出来。又问了点受害人家里的情况，生怕何川舟骂她，低着头唯唯诺诺地走开了。离开时还再三鞠躬，说着“麻烦你了”。

第三次已经是郑显文入狱一两年后的事情了。郑尽美拿着几万块钱，战战兢兢地问何川舟可不可以帮忙，减刑也行，说话时甚至不敢看她的眼睛。

郑尽美18岁就生了儿子，一天打几分工，身边的朋友都因郑显文而决裂，不到50的年纪已经有些步履蹒跚。

何川舟同情她，却只能告诉她：“这不是我们中队负责的案子。而且郑显文就快出来了，你没必要这样。”

第二天，何川舟接到电话，说郑尽美喝农药死了。她的手机通讯录里，只有自己的号码能拨通。

何川舟由此对郑显文没什么好印象。

第63章歧路63

郑显文静静听着,希望何川舟能多说一点。可是才刚听了几句，眼神变得涣散,注意力已经飘到别的地方去。

郑尽美最后一次见他,是来监狱探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