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少了一个c14原子，都能测出来”的程度。

别觉得夸张，地球上21世纪那些离子加速器质谱仪，也都是可以测到那么精确的。

外行人或许觉得难以想象，但现代人类的物理科技，真的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了。

京大考古系的山下教授对物理毕竟不是太精通，所以他只是知道上述原理和算法。

但对于数据本身的测量是否可靠，还要靠东大高能物理系的堺教授定夺。

如果这个测量本身可靠，那就意味着，能够证明“汉倭国王印”是1940年前之前的东西了正负误差二十年。

堺俗人看着数据报表，摸着下巴思索了一会儿，问道：

“对于从原混合碳原子团中、分离出来的c12原子团中的原子个数，我没什么异议。毕竟数量较大，可以用质量称量法直接称量，这一步，跟离心法的验证是一样的。

可是，对于分离出来的c14原子团里，究竟有多少个14原子，你是怎么测算数量的呢要知道，c14原子个数稀少，稍微差几个，就会导致误差率达到额定阈值之外。而且，你的新方法，是如何保证分离后的c12原子团里，一点c14都没有的会不会还有黏连在一起，没分离出来的”

顾玩笑了，他立刻拿出一些实验记录过程的仪器内照片当然，所谓的“照片”其实只是俗称，因为没有传统光学摄像仪器和技术，能精确到拍摄原子层面的东西。

所以，那玩意儿事实上是类似于一些捕捉光栅记录的东西，非物理专业的看官，只要知道这玩意儿能记录实验过程中。原子流是如何通过加速管和偏转器的就行。

“这是通过法拉第筒和偏转器的捕捉光栅记录。我们这套仪器，加了100万伏的端电压，足以把碳原子团中所有原子的表层电子完全剥离，并且按照洛伦兹力产生的加速度不同，把原子团打散。所以第二个问题，您看完这部分数据后，应该就不会有疑问了”

顾玩说着，还指点堺俗人教授如何看相关记录。

花了大约十几分钟，把这个点解释清楚了。

然后，他开始回答对方的第一个质疑点，也就是“他的仪器是如何精确称量c14原子个数的”。

毕竟，c12原子可以按照“1摩尔oe碳12原子重12克”的算法来称量，因为多，重，宏观称就能称出来的。

注：1摩尔原子是602x10的23次方个。多废话一句，让高中没学化学的同学阅读起来友好一点。

另外，上一句所称的“宏观”也就是几毫克甚至几微克。因为1微克就有10的15次方个碳原子了，也就是几千万亿个，对于同位素鉴定而言已经足够“宏观”

但是，c14原子，比c12原子少了至少一万多亿倍，那就很难称重了。可能一次实验搜集到的c14原子个数，才几万亿分之一毫克。

传统离心法的时候，最后称量c14原子的个数，就不是非常精确，总有那么相当于总数至少百分之几的误差，也就导致年代测定至少误差几百年。

“所以，我这套仪器，也没有用离心法惯用的质量称量法，来计算c14原子的个数离心法是用离心力来分离原子的，我是用洛伦兹力来分离原子的。既然如此，一事不烦二主，我最终是吧所有的c14离子，进行总带电电荷测量。

一个碳离子带4个正电荷，当电荷平衡时，算出悬浮负极有多少电子形成的电势差，不就能算出这团碳离子里的原子个数了么而微观状态下测量电势差的精度，要远远高于称重量的精度。”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堺俗人教授失声惊呼。“中国人，居然真的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我们真是跟前沿科技脱节太久了么”

第2章认你当儿子你还得谢我

堺俗人教授扼腕叹息之余，随即就觉得自己有够傻他们连离子加速器质谱仪都没发明出来，提前想明白这一点也没屁用啊。

这些东西，都是环环相扣，一脉相承的。没有前置条件，想明白了后面的也没用。

他之所以没想到，只是因为想明白了也无用武之地，所以压根没往这个方向费过脑力。

“后生可畏，真是后生可畏。中国人了不起啊，没想到，以咱东大的高能物理基础，在做同位素分离领域，居然还是你们技高一筹。”堺俗人教授心服口服地感慨。

山下武久教授在旁边察言观色地听了一会儿，小心地确认：“那就是说，这个实验数据，应该是有效的了可以作为汉倭国王印的年代鉴定正式结论了”

“没有问题。”堺俗人很有把握地说。

堺俗人都认可了顾玩的仪器和实验方法、结论推导，其他人自然再无质疑。

当天剩下的时候，在多国专家的共同见证下，双方用同样的技术手段，也测定了一下中方带来借展的“滇王之印”和“广陵王玺”的年代。

顾玩的as非常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最终测定的结果，显示“滇王之印”上残留的印泥含碳污渍，也确实产生于汉武帝刘彻年代谁让刘彻做了54年皇帝呢，那么长的时间，已经覆盖了as的误差年限了。

倒是鉴定“广陵王玺”的时候，显示的数据比较奇怪。按照后汉书明帝纪，“广陵王玺”应该是在明帝永平元年铸印的，那就是58年。

“怎么显示这上面的印泥残迹年代至少是100年以后的了按照误差，可能都快东汉后期、冲质桓灵年间了。”

这个小意外，让中方的不少专家都有些尴尬。

最后还是跟顾玩一起来的中央科大考古系的宁主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不奇怪，因为印泥的年份，不一定要等同于印章铸造的年份。如果是常年使用中的印玺，表面残迹污渍比印玺本身年代晚一些，在考古时是很常见的。

滇王之印和汉倭国王印，都是授予朝贡体系内的外藩国王的，他们拿到汉帝赏赐的印信后，回国不一定会使用，所以印泥年份跟印章铸造年份相近很正常。

但广陵王是东汉宗室藩王体系内的，初代广陵王刘荆，为光武帝刘秀第九子、汉明帝刘庄同母弟。据后汉书，虽刘荆本人因多次谋反，被明帝惩戒，但仅仅是削其嗣爵为广陵侯，然其后人刘元寿、刘商、刘条三代依然服王玺绶。

可见广陵王一脉，直到东汉后期，都还是一直处在活跃状态，他们完全有可能持续使用这枚印玺。所以，c14同位素丰度鉴定结论显示的年代是东汉后期，才是正常的。”

顾玩也松了口气，他还怕自己的机器，刚用了第三次，就出现掉链子的情况呢。

幸好宁主任博古通今，后汉书倒背如流，引经据典，直接帮顾玩把他解释不了的点给圆了。

看来，能做到中央科大的考古系主任，水平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三件东西的年代鉴定，都已经做得滴水不漏，扶桑主办方的人商量了一下，就决定五天后，趁着亚太博览会开幕的次日，在博多博物馆举办一场公开的学术发布会，向各国的考古历史学界学者展示一下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且接受国际同行的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