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朝建国已经有五十年，这个时间点在大部分王朝都十分敏感,因为在这个时候段,大部分的开国第一代臣子都已经去世，若是遇到艰苦一些的朝代,开二代都已经要干不动活了。

开国臣子们的去世也意味着他们所占据的权势将要被重新分配，无论是由新皇培育出来的人才，还是国内全新的贵族阶级们都会想要去分一杯羹，而王朝的运转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也能够摆脱穷苦,百姓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已经比较富足，同时,也到了爆发新的问题的时候。

每个王朝建立之初，因为其根本制度的设定定然会留有隐患，这份隐患一般在太祖皇帝手上不会爆发，因为太祖皇帝基本可以靠着个人魅力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予以镇压。

二代时候也不会爆发，因为这时候军政大权和民心也都还向着帝皇。

但到了三代和四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生在和平时代，他们没有经历过前一个王朝的困苦艰难，因此对于开创如今生活局面的王朝没有多大的感恩之心，再加上此时贫富差距基本开始拉大，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际所拥有不符，如此便容易失去谅解和等待的情绪，汹涌而出的则是不满和仇富之情情绪。

而这种不满情绪如果不能加以疏导和调整，就会往极端方向发展。

对于汉朝，这个瓶颈就在于郡县制和郡国制之间的矛盾。

纵观这个国祚时间最为绵长的封建皇帝制国家，从建立之初就在为诸侯王的问题闹心。刘邦建国之初，最富饶的土地基本都分给了异姓王，当时掌握在中央管辖范围之内的郡只占全国不到三分之二，且多半是因为长期鏖战而人口生产力凋零的关中地区。

这在最初就给称帝后的高祖带来了一定的麻烦。是以高祖皇帝一直到亡故前，都在和这些自己亲自分封的异姓诸侯王们进行斗争。

这样的局势一直不曾停止过，惠帝、文帝两朝主要任务是对付北方匈奴，因此对诸侯王多采取防备、拉拢态度。中央政府对于诸侯的放纵态度养肥了这些诸侯王，也将他们的野心养大，因此，在景帝打算收拢这部分势力时直接致使七国之乱爆发。

但好就好在，景帝作为大汉国第四个皇帝还有老本可以啃，他手下还有开国功臣周勃之子周亚夫，也有个坚定不移站在他身边的弟弟梁王刘武，还有能打能斗的外戚窦婴。

另外也有在此役展露头角的诸多战将，譬如李广、灌夫等，总之这次颓局被刘启给救了回来。

诸侯王败了。但即便他们败了，总体来说刘启依然做了很大程度的妥协，使用了怀柔政策，只诛杀了首恶，其余可以放的也被他轻轻放过，并未如众人预料中的一样，出现流血漂橹之态。

但那时候是他不得不放，为了时局的稳定，为了避免剩下的诸侯狗急跳墙，他才必须做出姿态来。

而现在景帝手上拥有强大的军队、丰沛的军粮，以及已经能够成为他臂膀的儿子们，当前的局势已经同五年前完全不同。

刘彻还太小，景帝身体不好，他不敢也不想将强大的诸侯王留给他年幼的儿子来处理，而要削诸侯王，首要一步还是要削除这些人在京中的联系，断了他们的臂膀，清了他们的耳目，如此才好徐徐图之。

所以，刘启借由栗姬一案重新建立了一个司法班子，他悄无声息地在其中插入了不少只忠于自己的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做基础公务员时都以行法严酷且不讲情面著称。这些人就是刘启的刀，他想要捅到哪里去，这些人就会立马在对方的身体上给他钻出狰狞的伤口来，还是血流不止的那种。

原本，郅都便应该是其中的领衔人物，但现在郅苍鹰在中山国干得风生水起，刘启自然失去了一员猛将。

但对于知晓历史的夏安然来说，他在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之后约谈了韩婴，表示中山国一定要紧跟老父亲的角度，日后执法加严。

为此，他还勉强挤出了公务员名额，给御史大夫名下多配备了几个人负责应对预料之中会暴增的工作量。

而现在，这些人就在对付灌夫。

中山国的小国王言说灌夫的仆从无罪，但是也仅仅免除了大不敬这一条罪名，旁的却是少不了。总之盘算了半天，灌夫要付的罚金也不是个小数目。

但最麻烦的一点是，灌夫虽然是在中山国犯罪，但是他的户籍不在中山国。

虽然按照律法，在哪里犯法就在哪里审判服刑，但是这事还是得和他户籍所在地的人说一下，毕竟这其实就是在抢劳动力了。

夏安然就照例让人通知灌夫老家那边的县令了，哪知这一等还等出了一件意外之事来。

中山国距离颍川算不得近，如今又是新年期间，虽然即便是公务员也没有假期，但工作效率肯定也是有降低的。谁知就在中山国的信函送过去后不久，颍川郡守就派来了人，并且口口声声都是想要将人引渡回去，并且暗示下头办事之人说，如果可以将灌夫引回去，可以送他们百金。

中山国中底层干部都是小年轻，国内办事氛围又好，小年轻基本都不喜欢贪污行贿这一套，一听当下就炸了毛。这件事当下就被报告了上去，并且引起了韩婴的注意。

臣起初以为颍川郡此举为的罚款。韩婴对夏安然说道，然颍川郡竟要奉百金为谢礼，若以灌夫之罪，所罚亦不过如此。臣以为，其中另有隐情。

韩御史的意思是夏安然闻弦而知雅意，他眉头皱得死紧，本来就因为刚刚送走窦皖心情不好的小暴脾气一个没压住立刻炸开，颍川郡守为灌家所收买？

韩婴闻言摇摇头，殿下，尚且不可下次定论，也有可能是前来传讯之人为人所收买，而且臣有一疑虑

卿且言。

百金不是小数目韩婴道，臣此前做案卷之时查了一下灌夫家的情况，其本姓张，其父为懿侯家臣，因为人豪爽勇猛，被赐姓灌，官至两千石。然臣听闻，灌家家财颇丰，于颍川一带很有势力，结交了好些游侠，又与颍阴侯相交莫逆。

颍川郡守如今之举，也有可能是受颍阴侯所托。

现任颍阴侯是开国功臣灌婴的孙子继承，也就是所谓的开三代。

这人很低调，又常年住在封地，夏安然对他了解不多，但无论如何，侯爵只享有其所封之地的税收作为零花钱，是没有执政权的，如果韩婴猜测正确的话就意味着颍川当地的官僚机构出了问题。

作为行政机构，朝廷对他们的要求除了执当地之政，也有监视其所辖范围内的侯爵。

这也是为什么不少侯爵宁可待在长安也不想回封地的原因。在长安有钱有自由，长安又足够繁华，要是到了当地，光有钱，别的一样都没，还有人天天盯着你，看你有没有违制，别提多讨厌了。

夏安然沉吟片刻后说道：人不能交回去，韩卿你先拖着。我马上写信给陛下，若是颍川郡守和灌家当真有了牵扯，这事就要闹大了。

这问题不亚于监守自盗，也有中央对于当地失去了控制的可能性。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失去了对当地的控制，亦或者是被人所蒙蔽都是致命的问题。如果事情属实，估计大汉国基层干部之间少不得起一层风浪。

疆域的扩大和对地方的管控永远是一个王朝最大的问题，汉承秦制，郡县制的制度和发达的公路网可以保证中央对当地的直接挟制，但人心异变，制度再好也抵不过个人。

中国自古以来所有制度的建立都是从人心本善出发，这点和西方不同，西方的法律制定是先将你想成一个无恶不作之人，然后再制定规则来限制你。东方则是通常在发生了没想到人还能那么坏之后再给制度打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