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在新闻上看到王元鹅死了，还有很多人说他可能是他杀，我才回过味来，王乾山当时和我说的可能是什么意思……”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王乾山这个人，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条彻头彻尾的疯狗。如果说他杀害父母，只是一时冲动，但他如果杀害自己的亲弟弟，则完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这个人，很可能已经失控……如果不把他关进监狱，不知道他还会干出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所以，我有意将话题往他身上扯……”

张秀文既然选择坦白自己的犯罪行为，也就再无作伪供或隐瞒的必要，甚至将一些在她看来“不可外扬”的家务事也一股脑儿全交代了。管它有用没用，先交代再说。

“我公公婆婆生前立下一份遗嘱，把他们名下的房产门面分成三份，他们两兄弟和我，一人一份……公婆一直说要提前退休，还说要趁着能吃能喝能走的时候，到处去看看……都没人把他们的话当真，更没想到他们会那么早就立下遗嘱。”

“这份遗嘱一直放在老宅保险柜里。我在修缮老宅的时候……出于好奇，尝试用二老的生日作为密码套开保险柜，都没有成功，最后……试着用王乾山的生日，却成功了。”

“我看完之后……又把遗嘱放了回去，再也没动过。之后，我和王元鹅虽然在经济上产生矛盾，但这份遗嘱我从来没提过。”

“我就是想把两个孩子扶养大，对他家的房子和门面没有半点想法。所以……想暂时收取部分门面租金，直到孩子长大成人。门面的所有权，我不会提出任何要求。”

“王元鹅对我本来就有误会，我要是以这份遗嘱为依据来提收取门面租金的事，只会越描越黑，让他认为我想瓜分财产。搞不好，还得对簿公堂。这种事，要是搞到那个地步……太丢人了。”

“王元鹅应该一直都不知道遗嘱的事。那天晚上，就是6月24日夜里，他居然说我……和王乾山离婚就是想发财，就是想从他家分房产和门面……我要被气死了，就和他说，我要是想打你家房产门面的主意，早就拿遗嘱出来和你打官司了。”

“他……很吃惊的样子，还说我为了钱，居然连遗嘱都造出来了。我知道，和他已经没法正常沟通，就要他回老宅打开保险柜，看看里头的遗嘱到底是真是假。保险柜的密码也告诉他了。”

马弘文仔细思考片刻，在张秀文的供词中并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就问了她一些琐碎问题，接着又就仿制三唑仑的犯罪行为向其发问。

“柏林国际”小区监控视频里出现的红裙女人如果就是李倩，结合她进出小区都骑着电瓶车，以及6月28日早上王乾山在“君兮”酒吧外出现来看，王乾山和李倩极可能就生活在堰城。

无论是推进调查工作需要，还是出于搜寻王乾山的目的，对王元鹅的手机通话人进行调查都是必然之举。

既然有了明确的目标嫌疑人和搜寻范围，再结合王元鹅的手机通话记录，对王乾山和李倩的搜寻工作虽然仍旧如同大海捞针，倒也胜过之前如同无头苍蝇般到处乱撞。

王元鹅的手机通讯录中，并没有备注为王乾山或李倩这两个姓名，或与之存在关联的相关称呼的联系人。

在通话记录中，对所有未注明姓名的电话号码进行身份信息查询后，也没有发现当中有王乾山或李倩的姓名。

那个时候，手机号码实名制不但远远没有普及，办一个手机号甚至可以不用绑定身份证号码。

所以，在王元鹅的通话人当中，出现了几个未绑定任何身份信息的“黑号”。

同时，考虑到机主本人有可能使用别人名下的手机号，再结合之前已完成的对王元鹅亲朋好友的摸排工作，在能确定部分通话人身份信息的基础上，办案人员干脆对其他所有的通话人，包括其中的“黑号”机主进行传讯。

经核查，这些人当中也没有王乾山或李倩。

这一过程中，有一名“黑号”机主引起过警方关注。

通过电话问询，警方得知这人叫赵长康，男性，25岁。

赵长康在接到警方的电话传讯后显得颇为紧张，在电话里头弱弱地说：“我昨天才被两个刑警截在饭店问话，今天……又被要求到公安.局接受问话，警察同志，我……我没犯什么事啊。”

和他通话的办案人员问：“昨天找你问话的警务人员姓甚名甚，你没犯事这么紧张干什么。”

赵长康说：“一个姓刘，一个姓段。你们……这样天天找我问话，我以为……你们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会不会冤枉我，所以紧张呀。”

办案人员哭笑不得，只得将电话交给段明。

段明听说这人的姓名，觉得有些耳熟，一时间却想不起来到底是谁。接过电话，交谈几句后，才记起这人居然就是他之前在监控视频中发现的，紧随红衣女人的电瓶车后，在“柏林国际”小区大门突然停车的车主。

赵长康并非“柏林小区”业主，在案发前出入过小区，但符合这些特征的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况且当时段明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红裙女子”身上，所以并未对他有过多问话或丝毫怀疑。